定罪与处罚是受贿罪的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中两个永恒的话题，只有对受贿犯罪行为进行准确、科学、合理的定罪量刑，才能达到公正的惩罚犯罪、有效的预防犯罪和最大限度的保护法益的刑罚的目的。尽管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受贿罪的论著可谓络绎不绝，发表的论文也见端于各种杂志刊物，其中不乏大量有益的探讨和细致的研究。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我国体制改革的深入，受贿罪传统理论的许多方面已面临着许多挑战，也越来越不能适应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的需要。鉴于此，本文以崭新的视角，对受贿罪的定罪与处罚方面若干问题进行了认真细致的剖析和研究，并针对某些疑难问题提出了理论观点和立法建议。全文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从考察建国以来关于受贿罪的刑事变迁入手，对中外不同法系国家关于受贿罪的立法作了简要比较，并结合当前反腐败的实际，分析了受贿罪的发展态势和新的特点。 第二部分重点就受贿罪构成要件的客体、主体和贿赂范围三个方面进行了重新审视。在客体方面，笔者站在“法益论”的角度，审视和反思了我国传统理论上受贿罪客体的不足，主张将其表述为“国家公务人员职务行为的不可交易性”，使之深刻揭示了受贿罪的实质之所害，更加符合直接客体的直观性要求，便于司法实践的认定和解释。在主体方面，跳出了过去“以身份定行为”的圈子，依据“公务论”的观点，将受贿罪的主体界定为“从事国家公务的人员”，把从事法人公务的国企管理人员排除在外，以突出对国家公务人员受贿行为的重点打击，并结合实践对足球“黑哨”行为的进行了较为合理的刑法定性。在客观方面，从受贿犯罪行为的客观性、惩治的必要性和司法实践的可操作性出发，将贿赂的范围扩大到“物质性利益”，适当扩大了该罪的打击面，并对“性贿赂”的热点问题进行了理性的分析。 第三部分主要对受贿罪的刑罚配置问题进行了比较细致的剖析和研究。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