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全球经济仍旧处于低迷状态,而我国经济增速下行压力较大,亟需寻找到新的经济增长模式。希克斯曾提出工业革命的产生是技术创新和金融创新的共同作用,将此观点用于思考今日之中国如何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模式,数字金融的出现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思路。有很多人说金融不支持实体经济,甚至出现“脱实向虚”的论断,主要是因为金融中两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一个是频繁见诸于各大媒体的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还有一个是讨论不多但今后可能更加严重的问题,老百姓投资难。在各国均大力发展数字金融的同时,中国已跻身前列,诸如移动支付、大科技信贷、线上投资和已经落地的央行数字人民币的实践已经证明,数字金融的发展能够帮助我们解决好中小微企业融资难和老百姓投资难的问题,促进经济活动和金融服务实现“三升两降”。因此,探究数字金融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既有利于丰富数字金融发展的理论研究,令人们更容易理解金融供给侧改革的深意,也有利于为中国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模式提供新思路。基于以上背景,本文采用了数字金融指数（2018版）作为核心解释变量,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方法和中介效应模型研究了数字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首先分析数字金融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的总效果;其次,分别考察数字金融的三个子指数各自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再次,考察数字金融的地区异质性、城镇化异质性和物质资本的异质性;然后采用双重差分和缩尾1%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最后,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作为传导机制进行了检验。结论如下:从总体上看,数字金融的发展能够显著促进经济增长,且子指数的改善均有利于经济增长。从异质性角度看,数字金融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显著的体现在中西部地区、高城镇化率与低物质资本地区。并且引入互联网普及率与3G移动电话用户数作为工具变量后数字金融的系数增大,同时稳健性检验也表明数字金融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从中介机制的角度看,经过实证检验确实存在数字金融发展→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经济增长这条传导渠道。这表明,数字金融发展能通过刺激以社会消费品为代表的消费来影响经济增长,对我国实体经济发展有支撑作用。根据本文结论并结合实际,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是要强化金融改革顶层设计,特别是啃下实体改革的“硬骨头”。将存量利益重新分配,否则在实体投资收益率较低的情况下,居民还是会将闲置的金融资源大量的投入金融市场进行套利或炒作资产价格而不是支持实体经济;第二是鼓励数字金融发展壮大,尤其需要深耕欠发达地区。政府出台扶持政策、企业提供网络和设备、数字金融机构加大补贴力度和加强金融知识宣传普及。第三是助力社会消费品零售商良性经营,数字金融机构要与零售商共进退。数字金融机构可按照信用给予零售商相应贷款,还可与零售商合作共同补贴顾客,此外将顾客的精准画像提供给商家,以助其迎合顾客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