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的业务就是管理风险,因此风险管理的能力决定了银行的竞争力。所以,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早已写入《巴塞尔资本协议》中,受到国际银行业的重视。其实,操作风险也曾被许多银行偶尔提到过,并被间接定义为“无法归入市场风险或信用风险的风险”。1998 年 9月,巴塞尔委员会正式提出了操作风险,因此,英国银行家协会采用直接定义法将操作风险定义为“由于内部程序、人员、系统的不完善或失误,或外部事件造成的直接或间接损失的风险”。 《巴塞尔资本协议》经过三次修订,最终于 2004 年 6 月《新巴塞尔资本协议》正式公布,给予操作风险充分重视,并采用了英国银行家协会对操作风险的直接定义。另外,还从损失事件发生的原因以及业务部门两个角度对操作风险进行了分类。操作风险从此也登上了“大雅之堂”。 1998 年到 2004 年,历时六年的深思熟虑,操作风险终于受到了其应有的重视。此时,笔者不禁想问:操作风险受到重视的深刻背景或原因是什么?操作风险自身形成的原因是什么?操作风险到底该如何来有效地防范和管理?操作风险是不是也存在于我国银行业中?如果我国银行业确实无法回避操作风险,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防范和管理?因此,本文以商业银行操作风险为主线,尝试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结合现代金融学,围绕这一系列的疑问而展开。相应地,本文也分为五部分进行阐述。 第一部分,商业银行操作风险概述。首先,为了能更深刻地理解风险管理,进而理解操作风险管理,从最基本的“风险价值”理解开始;实际上,商业银行就是一部“生产风险,管理风险”的机器;因此,风险管理的国际交流是必要的,巴塞尔委员会为此扮演着重要角色,操作风险被其写入《新巴塞尔资本协议》,这一事实不容忽视,意味着操作风险在商业银行中的地位提升。1但是,为什么巴塞尔委员会会最终定义和分类操作风险,提升操作风险地位?这也是本部分深入研究的内容。第一,相对于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操作风险具有内生性、可控性和决定性;第二,银行在革命,首先,组织更强调跨部门、跨功能的团队协作和沟通,组织边界因此而模糊;银行的管理模式由纵向一体化向水平式转变,管理更有弹性,内部监管更有难度;再次,信息技术和网络应用于银行中,便利了银行全球化经营和业务流程的再造,同时技术和系统的不完善和意外事故,导致的银行损失是无法估量的;第三,并结合巴林银行倒闭案件,再现了由于人为操作、内部监管和系统问题导致了悲剧的发生。由此可见,巴塞尔委员会必然会提升操作风险的地位,操作风险也确实是商业银行风险管理中的重中之重。第二部分,操作风险根源探析。由前部分,巴塞尔委员会虽然对操作风险进行了定义和分类,也从损失事件原因角度阐述了不同类型的操作风险,但是笔者认为,委员会并没有说明操作风险产生的根本原因。所以,这部分对操作风险的根源进行了一次尝试性地探索:认为操作风险源于人性,即个人理性。首先,之所以源于个人理性,因为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相冲突。就银行业而言,员工为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导致个人机会主义行为,如偷懒和越权等,这与银行利润最大化目标矛盾。所以,要约束和规范个人行为,实现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相协调,如通过运用“激励机制”。然而,个人理性导致前台操作与后台监管相互博弈,形成“激励悖论”,而且前文中提到的银行革命,导致银行产权界限模糊,会激励机会主义行为,引发银行的操作风险。既然,银行操作风险源于个人理性,似乎无法避免,那么,是不是我们无法防范和管理操作风险呢?第三部分,操作风险管理试析。对操作风险的管理,巴塞尔委员会提供了操作风险的度量方法,从量上计算操作风险暴露,这种方法对应付突来的操作风险损失当然是必要的。但是,笔者认为这不能有效地从根源上防范和管理操作风险,只有合理完善的制度才能真正防2范和管理操作风险。首先,外部监管和法律制度,对银行员工的强制力作用是不容忽视的,特别是在短期内。但是,由于现代银行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应对信息不对称和缓解道德风险,长期中要利用“激励机制”,使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相一致,以此来规范和引导个人行为,协调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而且要防范“激励悖论”,应加强内部监管。如此,才能从根源上防范和管理操作风险。既然,操作风险源于人性,那么我国银行业也该存在操作风险,是不是我国银行业操作风险的表现形式和西方银行业是一样的呢?第四部分,我国银行业的操作风险及其成因。当然,我国银行业业存在严重的操作风险,例如,中行纽约分行的一起案件便是典型的操作风险案例,而且我国目前比较紧俏的房地产市场和汽车贷款市场也存在严重的操作风险。我们会疑惑:为什么外部监管和法制的加强没有有效抑制操作风险,反而社会损失有增无减?其实,我国银行业只重剩余控制权——现实中表现为晋升,忽视剩余索取权,尤其是国有银行;这导致“激励机制”无法发挥作用,会更“激励”员工的机会主义行为;进而,又发现在现行的银行组织结构和文化氛围下,确实也无法实行有效的“激励机制”,即传统计划体制下形成的政府式组织和五千多年沉积下来的人情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