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工业仍然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但是在即将实现工业化的今天我们希望工业的增长在质量上有所提高,即在增长的同时降低能源的消耗和污染的排放。基于此,本文对节能减排视角下的中国工业增长动力因素展开了研究,其主要内容和结论如下:文章首先分别从理论和方法两个方面梳理了本文的研究基础。其次,在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对现有文献研究结果的梳理,结合我国工业实际,总结并归纳出了在未考虑节能减排的情况下,我国工业的增长动力因素,主要包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因素、技术进步因素和政府的规制因素。再次,在以上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运用相关环境经济、能源经济、能源-经济-环境等理论进一步在理论上演进了在节能减排的视角下,我国工业的增长动力因素问题。文章通过理论模型的构建,论证了在节能减排的要求下我国工业的增长是可行的。而要想实现我国工业的节能减排增长,就需要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通过绿色信贷等金融绿色创新,引导社会上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在投向上向工业节能减排类项目或者是企业倾斜。并且,区别于以往对于我国工业技术进步的研究,在加入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后的四要素分析框架下,我国工业可以通过在进一步明确能源和污染产权的基础上,逐步改变现有经济环境下这两者所具有的准公共物品和公共物品属性,进而解决工业生产中的外部性问题。根据诱致性技术进步理论,在做好以上工作后,市场机制的失灵将得到改善,工业的技术进步将会由看不见的手自动的调节,通过替代效应偏离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进而推动工业向能源的节约和污染排放消减的内涵式的方向发展。从我国的发展历程看,政府的规制因素一直是推动工业增长的动力因素,因而,适当的、符合我国工业实际的节能减排类的规制政策可以推动工业向节能减排的内涵式的增长方式转变。最后,在以上理论演进的基础上,针对我国工业的实际对于现有的研究方法进行了适当地改进,分三章分别实证研究了绿色信贷、技术进步的偏向性及政府的环境规制对工业节能减排增长的动力效应问题,具体如下:第一,文章通过构建绿色信贷、节能减排下的工业增长非线性面板门限模型,研究了绿色信贷的节能减排工业增长动力效应,发现:绿色信贷有利于工业的节能减排增长,且正在成为工业的增长动力之一。但是,绿色信贷比例的增加会使污染治理投资的产出弹性变小。文章运用灰色系统预测了我国工业在节能减排的宏观环境下,到2020年的增长路径,结果显示,现有宏观条件下,工业增速下滑是“新常态”。因而,在相应绿色信贷的实施上,也应注意观察其对于工业经济增长的压力问题。金融作为第三产业的服务业,其根本职能还是要通过服务于实体经济来赢得自身的发展。现阶段要确保工业经济的节能、减排转型升级,就需要营造节能环保的金融生态环境,从金融的绿色信贷扩展到绿色金融的创新。第二,研究技术进步的偏向性对我国工业节能减排增长的动力效应问题。在节能减排的视角下,技术进步在结构层面不仅可以偏向传统的资本或者劳动要素,还有可能偏向能源的使用和污染的排放。在扩展到四要素的框架下,本文运用岭回归估计研究了我国工业相对于传统的资本和劳动来说的工业的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偏向性。通过对我国工业经济技术进步结构的分析,发现:我国工业还处在一个相对于传统的资本和劳动因素来说,依赖于能源使用和污染排放的阶段,但是这种趋势正在下降。并且,我国工业经济的技术进步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对能源的消耗和对大气、水质等的污染,传统的资本和劳动的技术进步所占份额相对偏小。多年来,我国工业的技术进步在结构上偏向于能源消耗与污染排放的特点在我国能源资源有限、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今天恐怕已经难以为继。因此,工业技术进步向非能源使用、非污染排放上转变应该成为今后工业经济结构转变的方向之一,这是工业技术进步驱动力量的结构调整方向。第三,本文通过将环境规制代理变量内化到生产率指数模型当中,研究现有的节能减排双规制对我国工业增长的动力效应问题。文章通过引入基于仙农熵的非径向非角度的Slacks-Based Model(SBM)模型分别构造了包含、未包含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因素的生产率指数及节能减排技术的指数,通过测度发现:(1)现有的节能减排环境规制在短期内曾经是工业增长的阻碍力量,但是最终随着规制政策的调整及严格实施,最终成为了促进工业增长的驱动力量,反映出现阶段我国工业的增长中具有了能源节约、污染排放消减的内涵,正在从粗放式的发展模式向集约式的发展模式转变,初步地证明了波特假说在工业上的有效性。(2)工业化水平越低,行政命令式的规制措施相对越有效,并且,对于节能减排技术来说,行政命令式的规制措施对于节能减排技术效率的促进作用好于技术变化。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在逐步理顺能源的价格并逐步确立排污权市场的情况下,我们的规制工具可以由行政命令型向市场参与型转变。对于相对发达的地区,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可以逐步鼓励其率先运用公众参与型的规制工具。(3)样本期内工业的节能减排效率存在着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我们应该认真分析总结东部工业发展经验,为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发展提供借鉴。总体来说,节能减排环境规制因素如果运用不当,将成为工业增长中的阻碍力量,而如果运用得当,适应我国工业生产的现状,则会成为工业增长中的驱动力量,推动我国工业向上增长。总之,在节能减排的要求下,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仍然是我国工业增长的重要动力因素,但是我们应做好积极的引导,通过绿色信贷等绿色金融方式将其引导至工业节能减排增长的方向上来。现有工业的技术进步是偏向能源的使用及污染排放的,今后,我们应从技术进步的结构入手,通过理顺能源和污染价格及产权,避免外部效应,以便正确反应工业生产的成本,从而让市场机制自发的调节工业生产,使其偏离对于能源消耗与污染排放的过度依赖。针对我国工业高耗能、高污染特点的节能减排类的环境规制比较符合我国工业对节能减排增长的要求,今后在规制工具的选择上及地区的差异上作出相应的改变将会更有利于我国工业的节能减排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