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的快速发展,人脸识别技术被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与此同时给个人信息保护带来了重大挑战。本文以“中国人脸识别第一案”引发的思考为起点,对人脸识别技术应用中涉及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律问题进行讨论。本文共分为三章:第一章是案情简介及争议焦点,对被外界称为“中国人脸识别第一案”的郭某诉杭州野生动物世界服务合同纠纷案的案情进行简单介绍,从案件中引申出本文要讨论的三个核心问题:（1）如何划定人脸识别应用场域的边界;（2）如何构建我国人脸识别应用个人信息法律保护模式;（3）如何完善人脸识别应用中公民遭受个人信息侵权的救济。第二章是法理分析,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人脸识别技术及个人信息的概述。人脸识别技术是通过对信息主体面部特征的提取、数字化处理、储存、数据库的建立、比对,最终实现对特定个人识别的一项生物识别技术。人脸信息同时具有人身和财产双重属性,承认人脸信息的财产属性不与人格权保护相矛盾更有利于实现对信息主体权益的保护。第二部分主要讨论对于人脸识别技术应用的限制问题。人脸识别技术的应用存在着遭受歧视的风险、个人信息泄露和滥用的风险、被监视的风险、威胁国家安全风险。风险的存在证明了对于该项技术进行限制的必要性。场景理论是处理人脸识别信息应用的重要理论方法,对于人脸识别应用应当如何限制要在具体场景下进行具体讨论。第三部分讨论人脸识别应用中个人信息的立法保护模式的选择。我国针对人脸识别应用中个人信息保护存在于知情同意规则、行政机关、公民和信息处理者四个方面的难题。隐私权的发展是个人信息法律保护实现的重要前提,如何看待个人信息与隐私权之间的关系是各国确立个人信息法律保护的重要依据。我国和欧美对于人脸识别应用中个人信息的保护采取了不同的立法保护模式。目下我国已经初步建立起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框架,对于人脸识别应用中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要在现有的框架下实现和深化。欧美相关立法相对成型和成熟,其经验可以为我国客观评价和谨慎借鉴。第四部分讨论人脸识别应用中个人信息权益的救济问题。在寻求救济的过程中,信息主体可能面临维权中的弱势地位以及实质性损害的证明困难。第三章是启示和建议。通过比较我国和欧美的立法和司法经验得到四点启示:人脸信息法律保护模式的选择要以国情作为根本依据;独立的部门监督有利于人脸识别应用中个人信息保护的实现;对公权力使用人脸识别予以限制是个人信息保护的应有之义;完善救济途径是实现人脸识别应用中个人信息保护的必然要求。针对启示,本文提出五点建议:（1）区分场景改进知情同意规则;（2）设立第三方专业评估机构;（3）构建信息处理者准入制度;（4）明确信息处理者数据权利;（5）降低个人信息侵权救济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