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联邦宪法正当程序条款意指“非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长期以来,该条款被法院用来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特别是在福利行政兴起后,正当程序条款更是在扩大财产权范围上发挥了巨大作用。本文通过梳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经典判例,考察不同时期联邦最高法院所设定的财产权判定标准,并结合相关的学理评述,力图系统展现正当程序条款与财产权之间的密切关联。第一章介绍的是美国宪法上的财产权观念。在建国初期,财产权被视为一种“天赋人权”,代表的是自然正义。与此相对应地,主张排除一切限制的个人绝对财产权观也占据主流地位。然而,随着法律现实主义的兴起,财产权逐渐褪去了神圣光环,而成为一种法定权利,强调权利与义务并存的财产权相对说也由此成为通说。本章的目的主要在于阐述财产权在美国的实证化之路,以便为下文的继续展开奠定理论基础,并与罗斯案的判决形成呼应。第二章阐述的是征收条款、正当程序条款与财产权的关系。在美国宪法中,有两大条款常被用来为财产权提供保护,一是征收条款,二是正当程序条款。征收条款主要针对的是政府行为,其适用对象是公民既已取得的财产。实体性正当程序则主要用来保障“经济自由”,与普遍意义上的“财产权”(property)关系不大。在定义财产权的权利来源和保护范围方面,程序性正当程序才具有决定性作用。本章的目的在于说明联邦宪法各条款在保护财产权方面的不同之处,并点明全文所说的正当程序是程序性正当程序。第三章考察的是正当程序条款与“新财产权”理论的关联。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特权-权利”二分法是一项普遍认可的原则,意指由政府无偿或附带条件所提供的权益是一种“馈赠”,不属于正当程序条款中的“财产”。然而,由莱西教授所主张的“新财产权”理论表明,这种分类已经不再适合于福利行政时代。联邦最高法院在戈德伯格案中推翻了“特权-权利”二分法,并确立了用以判断是否存在财产权的“重要利益”和“合理预期”标准。在校务委员会诉罗斯案中,判断标准被改为基于实证法的“独立法律渊源”标准,司法裁判的客观性得以加强。第四章回顾的是经由正当程序条款演绎而出的“甜与苦”理论。在阿内特诉肯尼迪案中,“甜与苦”理论被伦奎斯特大法官首次提出,指的是州法在规定财产权时,既可以通过立法创设经济权利,也可以创设剥夺该权利的条件和程序,法院对此只能听之任之。在毕夏普诉伍德案中,联邦最高法院正式认可了“甜与苦”理论,标志着司法对“新财产权”的保护力度有所放松。学界对这一现象极为不满,指责法院是在奉行“程序虚无主义”。在克利夫兰教育局诉劳德米尔案中,“甜与苦”理论遭到废除,恢复了戈德伯格案对“新财产权”的严格保护。第五章介绍的是“新财产权”理论的晚近发展。在石城镇诉冈萨雷斯案中,联邦最高法院拒绝将“受警察保护的权利”视为一项受到正当程序条款保护的财产权,并主张财产权应当满足两大新标准,即“经济价值”标准和“直接受益”标准。反对意见书和部分学者并不认可新标准,主要理由是法院干涉了州法在决定财产权范围上的基础性地位,而且之前的判例也无法推导出这两个标准。第六章是对美国经验的反思和借鉴。首先,无须担心财产权的持续扩张,因为自始至终,财产的含义都是经由社会发展而确立的,“灵活的正当程序”规则更是为行政机关预留了一定的自由裁量空间,联邦最高法院在整场“正当程序革命”中的角色也无可指责。其次,在可预见的未来里,程序性正当程序还会继续用来保护财产权,我们不太可能见到实质正当程序的再次出场。再次,由马肖教授所提倡的“尊严理论”着实具有吸引力,但在本质上诉诸的是财产权的自然权利传统,在实证主义大行其道、“洛克纳时代”的阴影还未消散的今天,联邦最高法院不太可能会奉行此学说,基于实证主义的罗斯案判决还会继续得到维持。我们在借鉴、吸收美国经验时,应注重更新国内学界对于财产权的认知,并适当扩大财产权的范围,在此过程中,也须结合中国的宪法文本和具体实际进行制度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