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照现今学界对国际体系概念的认知和界定,我们认为,亚洲东部地区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出现了一个成型的东亚区域体系。作为一种历史事物,东亚区域体系有其独特性。其性质、组织方式和运作机制都有别于近代西方形成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北宋是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转折变革期。公元十世纪末至十一世纪中期,北宋面临着中国历代王朝在该体系中前所未遇的复杂环境,随着地缘环境和国内政治的变迁,北宋在体系内的对外政策较中国以往的封建王朝出现了巨大转变,从积极谋求、巩固体系核心地位偏向消极和保守。北宋与辽、西夏、金等少数民族政权在东亚区域体系的北部形成了鼎立的局面,相互制衡,而其自身实力在该体系中也不占绝对优势。一直以来以中国中原王朝为核心的东亚区域体系格局发生了改变,出现了北宋丧失在该体系中的绝对领导权和核心地位的趋向,东亚区域体系的运作秩序与维系方式出现了转型的新趋向。在东亚区域体系建立到衰亡的漫长过程中,这种情况是并不多见的。国际体系出现变革和转型的原因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国际体系中的组成单位的性质发生根本改变。一旦这样的情况出现,国际体系的性质也随之改变;另一种是国际体系权力、制度、文化三大要素的变迁。在实际状况中,这三大要素不仅分别作用于体系,而且紧密联系在一起并呈现一种对体系的合力作用。国际体系中这三大三要素的变迁积累到一定程度下就会催生国际体系发生变革和转型。从体系单位本体性质的改变层面来考察: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以考察体系单位本体性质转型就要考察其经济生产方式是否出现本质性的变化。北宋作为当时东亚区域体系中生产方式最先进的国家,其经济生产方式的转变也顶多只是出现了部分新生产方式的要素,还远没有上升到从原有经济生产方式向新的经济生产方式转变的决定社会本体性质转型的高度。因此,体系内核心本体单元—北宋性质特征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此时的东亚区域北部地区,辽已经成为了一个后崛起的国家。相较体系内的其他国家或部落政权,北宋和辽同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但北宋受制于自身权力衰落的限制加剧了体系权力格局的失衡状态这也使得东亚区域体系内长期以中国中原王朝为唯一“霸权国家”的权力格局发生了改变。北宋和辽作为这一地区的两个力量中心共同影响着东亚区域体系的运作模式和行为规范,而且这种局面持续了很长时间。这种现象是在东亚区域体系形成以来从未出现过的:中国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一同主导着东亚区域体系的运作。这是东亚区域体系变迁和转型的迹象。东亚区域体系中的朝贡机制决定着体系的秩序并衍生出了贸易关系。这种体系秩序和衍生贸易关系有鲜明的特点。通过对北宋与辽、西夏等当时北方少数民族政权间贸易方式、贸易品种、贸易规模的分析,我们归纳出此种贸易关系政治特征明显,互补性突出,并且存在制度的保护和约束。如上特点并不是无源可寻的,明显的经济互补特征和需求产生了双方贸易开展的必要性。这种贸易关系建立在双方对体系中的朝贡机制和“差序”秩序的认同的基础之上。北宋与西北少数民族政权之间进出口的贸易发展,客观上加深了双方的互动关系,提高了经济发展水平。这种互换所需的贸易方式,恰恰体现了北宋与西北少数民族政权在东亚区域体系中的经济关系上的不对称相互依赖。北宋通过在贸易关系中的优势地位,掌握不对称相互依赖关系的主导权,弥补了自身维护体系秩序军事和战略能力的不足。东亚区域体系出现的权力格局失衡状况被大大地弥补了。机制及其衍生贸易一定程度上稳定了东亚区域体系的秩序,延缓了该体系出现大变迁和转型。通过对文化要素的考察,我们发现,辽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政权,身份认同上秉持“华夷之辨”的核心理念,并视自己也为“中国”,认可朝贡机制下的秩序是符合东亚区域体系稳定运作的状态。辽在和北宋的不断互动、互构过程中,接受了中华汉文化,并积极促进自己的文化向之转化。这一过程中建构出的文化态势保持并延续了东亚区域体系历史上的“朝贡体系文化”。后崛起的体系核心国对国际体系理念和文化的同一性认同和建构,也维持了东亚区域体系的性质而不出现根本性的转变。通过分别考察东亚区域体系的核心单位本体性质的变化结果以及该体系中核心单元互动过程中三大体系要素的变迁,我们可以看出,北宋时期的东亚区域体系的确出现了变迁和转型的迹象,但在三大要素的综合作用下,这种转型的过程并未出现。东亚区域体系也保持了自身历史发展的轨迹并在明、清时期达到顶峰。基于本文的研究,我们在探究国际体系转型相关问题时,需综合考虑体系单元本体性质变化及三大要素的综合作用,不能将可能变化的迹象贸然归结为体系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