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的浪潮,迫使企业或者企业集团在成长战略选择与执行过程中,既要把握好外部的制度环境,又要调整好内部的组织制度。当前,中国国有传媒集团正处于从传统的事业单位逐步转变为市场化企业集团的过程中,因而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内外部环境。于是,从制度视角研究中国传媒集团的扩展、整合战略选择,以及组织制度如何与之相配适,就成为当务之急。　　 囿于研究者的传播学或产业经济学背景,前人的相关研究多以传媒行业整体为对象,较少运用战略管理理论从传媒集团微观层面进行探究。而跳出传媒集团扩展、整合、组织转型与组织结构演进等单一维度,形成综合分析框架,全面、深入考察传媒集团组织制度配适及其对绩效影响的研究则更加缺乏。有鉴于此,本文结合企业战略管理理论、企业(集团)成长与重构理论,以及企业战略与结构关系的研究,针对传媒的行业特性与制度环境因素,进行了理论分析并建立起了系统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本文选择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作为案例研究对象,围绕上述两方面的问题,进行证据收集与分析,得出了如下主要结论与观点:　　 1、传媒业兼具政治和经济二重性,由此决定了传媒集团的政治经济“二重性”:不仅要盈利,还要宣传,因此对传媒集团的绩效衡量也要同时考虑舆论社会效果与经济绩效。此外,传媒集团的形成并非以核心企业为主导；传媒集团往往具有事业法人身份却非无法人权益,尚无法像其他企业集团那样完全自主进行资源配置与业务扩展。　　 2、中国传媒集团发展的制度环境变迁,历经了从纯粹政治影响,到政治、市场、社会和技术等各种要素互相交织、各自演变、协调作用的过程,由此导致影响传媒集团扩展与整合战略选择的因素更为复杂。　　 3、随着制度环境的改善,中国传媒集团的主要扩展维度将从“业务活动”和“组建方式”,逐步转向“空间范围”和“资本运作”。扩展是中国传媒集团成长的必经之路,也是传媒集团适应制度环境发展的必然。随着国家对传媒产业经营管制逐步放开,多维度扩展将变得越来越可行。但在制度环境还不十分完善的情况下,主要还是以“业务扩展”与“组建方式”为主。在空间范围方面,依然存在行业政策与地方政府双重制约。资本运作同样如此,时政新闻媒体的合资合作乃至上市,目前都还只能从广告经营领域入手。这也意味着,“空间范围”与“资本运作”是传媒集团未来扩展与整合过程中有可能获得大突破的两个重要维度。　　 4、在扩展初期,传媒企业家能力无论是对传媒集团的舆论社会效果与经济绩效都有积极作用；随着扩展的继续,传媒企业家能力应该逐步弱化,转向注重其他资源与能力的利用和组织管理能力的加强。　　 5、在传媒集团或传媒产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传媒集团的整合重点会有所差别；在政府从只强调对舆论的控制向兼顾舆论导向与经济效益的平衡发展过程中,传媒集团的整合重点也在逐步发生改变。　　 6、在目前的制度环境与整合能力现状下,中国传媒集团在各方面的整合都缺乏主动性。在国家同时加快文化事业发展和文化产业振兴的背景下,具有“二重性”的传媒业同时面临事业部分(或者采编部分)被加强管制、企业部分(或者经营部分)管制放松的局面,但总的来说依然是管制加强。因此,无论是战略、业务、人员还是财务等方面的整合,基本上被制度环境所主导。因此需要提升传媒集团管理层的实际整合能力,增强整合的主动性。　　 7、从新增媒体到存量媒体再到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是组织制度与传媒集团扩展、整合相配适的路径选择,配适特点及所产生的效果与各传媒集团的成长阶段有关。在南方报业领先同行业的成功之道中,最重要的就是其组织制度与扩展、整合配适的路径选择,完全遵循了传媒“增量改革”的逻辑。其成功值得借鉴。至于组织制度与传媒集团扩展、整合配适的效果,则与各个传媒集团自身成长阶段有关。　　 8、制度环境的改善,特别是从行业管制、地方保护主义以及传媒要素市场建设等方面寻求突破,可以改善组织制度与传媒集团扩展、整合的配适。要普遍提升组织制度与传媒集团扩展、整合的配适水平,重点需要从放松行业管制、消除地方保护主义,以及发展健全传媒要素市场等方面着力。　　 9、制度环境、传媒集团扩展与整合战略选择以及组织制度配适之间最终将逐步走向协同演化。尤其是政府对传媒管制程度的放松以及管制方式的改善,都与南方报业这样的传媒集团在扩展整合方面的成功尝试以及组织制度方面的大胆创新密切相关。　　 本文还在上述结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本研究所存在的不足,并对未来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