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财政体制的不断转型,尤其是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提高了地方政府发展的积极性,带来了地方经济的高速增长,但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地方政府对生态环境的消耗,环境污染和环境退化日益严重,不利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中国的环境问题是“粗放式”发展下的结果,这种依赖传统的工业化推动,以拼资源、拼环境消耗的发展模式源于“中国式财政分权”下的地方政府行为。中国式财政分权实际上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分权,而是集政治集权、经济分权于一体,这与西方分权制度有着本质差异。不可否认,财政分权所带来的政治和财政上激励对于我国所取得经济成就来说功不可没。然而,财政分权也扭曲了地方政府行为,使得地方政府展开竞争,重经济投入而轻视环境治理。一方面,政治集权使得中央可以直接决定地方的人事任免,地方官员因而十分注重上级评价,为寻求政治晋升,地方间以邻为壑,展开政绩竞争;另一方面,由于我国以GDP为主的政绩考核机制以及经济分权赋予地方的发展动力,使得地方政府有更大的热情去进行经济建设。因此地方政府致力于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扶植本地企业,通过各种优惠政策吸引资本、人才、技术等资源的流入。因此,财政分权下的地方政府竞争是否抑制了地方环境规制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本文基于现有研究成果,构建了理论分析框架,从理论层面分析了财政分权下地方政府竞争与环境规制的内在逻辑,对地方政府竞争进行了细化,着重探讨了财政分权作用下地方政府竞争的环境规制效应及影响路径。并采用2000-2014年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通过熵值法、面板回归、空间计量、门槛检验等计量方法,对本文假说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1)我国环境规制强度整体虽略有上升,但区域差异化明显,分布呈现“东高西低”以及空间集聚现象,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一直保持上升趋势,中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变化不明显,而东部地区近年来甚至有所下降;(2)现行的财政体制不利于环境规制的提高,财政分权主要通过地方政府竞争来抑制环境规制;(3)财政分权作用下,我国的外商投资竞争和人力资本竞争表现为“竞争到底”效应,技术竞争及治理投入竞争表现为“标尺效应”,即“竞争到顶”的现象,但从区域层面上来看,外商投资竞争的负效应集中在东部地区,且东部地区治理投入竞争中可能存在搭便车现象;(4)地方政府竞争对环境规制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随着财政分权度和经济水平的提高,地方竞争的环境规制效应也会呈现相反的变化。基于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一是完善财政收支体制,保证环境治理资金;二是修正政绩考核体系,强化公共服务职能;三是明确各地治理责任,加强地区环境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