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竞争文化的进一步普及,私人向法院提起反垄断民事诉讼业已成为司法常态。相较于不断飙升的反垄断案件数量,原告在反垄断民事诉讼中胜诉的案件却屈指可数。作为反垄断法实施的重要方式,我国反垄断民事诉讼的进展与预期中的相差甚远,这与我国反垄断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分配规则的不完善有着重要关系。反垄断民事诉讼不同于传统的民事诉讼,其具有举证主体力量对比悬殊,举证内容专业程度高,证据分布不均匀等特点。举证责任作为“诉讼之脊梁”,其具体规则的设计不但要考虑程序法上的基本原则,还需要考虑反垄断法立法目标的实现及其自身的特殊性。我国虽对反垄断民事诉讼的举证责任分配作了特别规定,但这些规定有着很强的保守性与模糊性,无法为法院在司法实践中提供明确指引。法院在当前的反垄断民事诉讼中往往机械适用民事诉讼的一般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原告需要承担沉重的举证负担。通过对两类主要反垄断民事诉讼案件的实证分析,可以发现在反垄断司法实践中,存有同类案件适用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不一,举证责任转移机制不清晰,垄断行为认定思路不明确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但减损了反垄断案件判决结果的合理性,更严重阻碍了我国反垄断民事诉讼的进一步发展。反垄断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分配问题的解决应注重合理的制度构建。首先,应进一步完善反垄断立法。在总结我国近十年来的反垄断法实施经验基础上,明晰不同垄断协议适用的违法分析模式类型,进而构建与之相匹配的举证责任规则;结合当前反垄断法理论与实务的最新成果,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进行优化。其次,应完善现有的证据制度。可通过引入执法机构支持和证据开示制度,来消解反垄断诉讼原告在取证能力上的贫弱。最后,应允许法官综合各方面因素来确定当事人的举证责任。但法官运用裁量权时要充分考虑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公平正义原则以及经济学上公认的经验法则,并在判决书中对其推理进行详细论述,以避免该自由裁量权的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