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济慈是十九世纪英国浪漫主义时期的代表诗人之一，对他诗歌的研究大部分集中在其唯美的语言、奇异的想象等方面。近年来，也出现了从生态思想、政治倾向等角度分析济慈诗歌的研究。本文以济慈诗学理论为研究对象，探讨其诗学思想中的现代主义特征以及对现代作家的影响。　　本文基于对济慈诗歌的浪漫主义特征的分析，提出济慈的诗学思想中还存在一些现代主义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主观和客观的关系、理性与感性的关系以及自然与人类的关系。主观和客观的关系方面，济慈不认同“自我中心”主义以诗人为主体的诗歌创作理念。他提出“消极感受力”的概念，认为诗人应该淡化在诗歌中的中心地位，让被描述的客体成为主角;在理性与感性方面，济慈强调情感与思想在诗歌中的平衡，缺一不可。他提出诗歌的两个境界，第一个是享受诗歌带来的愉悦的境界，第二个是用诗歌去反映现实，改造世界的境界。可见第一个境界是感性的，而第二个境界则更进一步提升到了理性上去;在自然与人类的关系方面，济慈凭借对生态环境的敏感性，对现代工业对城市环境以及人类生活带来的负面影响提出了担忧。　　在探寻济慈诗学思想中现代主义特征的基础上，本文还从现代主义作家对济慈诗学思想的传承方面做了一番讨论。这部分分为四个小节，分别是济慈的“消极感受力”、济慈的“诗人无自我”、关于物质主义的看法以及关于时间转换的概念。现代作家中，列举了艾略特、罗兰·巴特、菲茨杰拉德、博尔赫斯等人的评论和作品，它们直接或间接地表达了对济慈某些诗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在“消极感受力”方面，艾略特的“必要的懒惰”表达了相似的观点。在“诗人无自我”方面，艾略特也曾发表过“诗歌不是表现个性，而是逃避个性”的言论。法国作家罗兰巴特更直接用“作者之死”来直接表达对作者地位的弱化。在物质主义方面，美国作家菲茨杰拉德在其代表作《了不起的盖茨比》中对拜金主义的质疑，受到了济慈的《圣亚尼节前夕》的影响。在时间转换的概念上，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从济慈的《夜莺颂》中得到灵感，个体会消亡，而物种穿越时空代代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