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故以其含蓄的表达、简洁的形式、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在中国传统文学中备受重视。它体现了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积淀，如何向目的语读者传达典故背后的丰富文化内涵并且保持源语的特色是典故翻译的关键。重视解释和理解的阐释学给翻译研究带来了新的视角和理论基础，引领翻译研究进入新阶段。阐释学认为不同的理解会产生不同的解释，不同的译者也就会对同一文本提供不同的理解。乔治·斯坦纳提出翻译分为四个步骤：信任、侵入、吸收和补偿。这四个步骤无一不体现译者的主体作用以及译者对译本产生的不可忽视的影响。《花笺记》是明清时期流传于两广地区的木鱼书说唱本，与《西厢记》《琵琶记》等一起被列为“十大才子书”。《花笺记》是用韵文写成的长篇叙事诗，包含了大量的典故，以其优美的语言、曲折的情节和丰富的文化内涵流传于世，并于1824年由英国人汤姆斯翻译成英文。本文选取汤姆斯的译本作为研究对象。本文以乔治·斯坦纳的阐释学理念为理论框架，以《花笺记》中的典故翻译为研究对象，通过与原文的对比研究译者在翻译典故的过程中主要采用的翻译策略以及遵循的原则。文中主要运用斯坦纳的翻译四步骤理论分析译者主体性在各个阶段是如何体现的，并得出结论：第一，阐释学对典故翻译和典籍外译都有很大的指导意义；第二，典故翻译不是简单的复制和转换，需要译者根据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第三，汤姆斯在翻译典故时主要采用了异化翻译策略，比较好地再现了源语文化特质。以上结论证实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的决定性作用，并为《花笺记》英译本的进一步研究和中国典籍外译提供一些新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