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巴嫩什叶派政治发展,既指其内部权力结构的变换过程,也指教派分权制下其实力壮大、影响扩大,实现从边缘到中心的变化过程。就内部而言,它指祖阿玛的兴衰、现代政党的兴起以及乌里玛领导地位确立三个主要内容;就外部而言,它意味着相对于马龙派和逊尼派等其他教派,什叶派力量和影响的增强。此外,伊朗和叙利亚等国家的推动也是什叶派政治地位变化的重要外在因素。边缘是1975年内战前黎巴嫩什叶派处境的真实写照。政治上,他们扮演着次要角色;经济上,他们是最贫困的群体:文化上,他们教育水平最为低下。在教派分权制下,极少数祖阿玛垄断对外的代表权是什叶派政治的鲜明特点。在什叶派社会中,祖阿玛长期居于中心地位。他们主导着什叶派政治,操纵议会选举,垄断议长一职,与其亲信占据着归属于什叶派的重要政府职位。祖阿玛的特权地位,严重阻碍着什叶派内部自下而上的社会流动,窒息着什叶派的政治活力。60年代以来,城市化的发展、中产阶层的兴起、乌里玛的政治化、政府的约束与限制以及内战的爆发,对祖阿玛形成史无前例的巨大挑战。由于自身的顽固、保守和短视以及黎巴嫩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内战结束后,祖阿玛丧失了多数议席和议长职位,成为什叶派政治中的边缘角色。乌里玛向来在什叶派中居于特殊地位,但在黎巴嫩,他们长期服从于祖阿玛的政治权威。50年代后期以来,在纳杰夫宗教政治思想的影响下,中东什叶派乌里玛逐步实现了由无为主义到行动主义的转变。1959年穆萨·萨德尔的到来,开启了黎巴嫩什叶派乌里玛政治化的进程。他建立什叶派伊斯兰最高委员会,发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组建阿迈勒运动。其活动增强了什叶派的凝聚力,削弱了祖阿玛的影响力,使什叶派进入了大众政治的时代。自萨德尔之后,法德拉拉作为另一位宗教学者,对黎巴嫩什叶派政治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作为70年代以来首要的伊斯兰思想家,他塑造着黎巴嫩什叶派的公共舆论,引领着黎巴嫩思想界的发展方向。经历近半个世纪的政治化,以法德拉拉和纳斯鲁拉为代表的乌里玛已经成为黎巴嫩什叶派中无可争议的领袖。现代政党的兴起是什叶派政治发展中的又一条主线。从20年代以来什叶派加入跨教派政党,到70年代中期以来阿迈勒和真主党相继诞生,政党在什叶派政治发展的作用和影响逐步增大。阿迈勒和真主党都先后以民兵组织的身份出现,而后转变为主流政党。在内战时期,它们作为什叶派的保护者,既与其他民兵组织作战,又积极打击以色列侵略军。当内战结束时,阿迈勒和真主党已成为黎巴嫩国内最主要的两个政党,而什叶派也由此成为最具凝聚力和战斗力的教派。阿迈勒主席贝里和真主党总书记纳斯鲁拉俨然成为什叶派中最有权势的两个政治人物。在外部力量中,叙利亚和伊朗对什叶派政治发展所起的作用最大。萨德尔在世时,他便积极争取叙利亚的支持。阿迈勒自建立后,便始终与叙利亚关系密切。虽然真主党和阿萨德政权之间存在巨大的意识形态分歧,但反对和打击以色列的共同利益使合作构成两者关系的主流。伊朗早在巴列维时期便向黎巴嫩什叶派提供资金支持。伊斯兰革命后,由于与阿迈勒关系恶化,伊朗在叙利亚协助下建立真主党,后者成为伊朗在黎巴嫩成功输出革命的产物。90年代以来,伊朗扩大在黎巴嫩交往的范围,但真主党依然是其影响黎巴嫩政局的主要途径。若非叙利亚和伊朗的支持,黎巴嫩什叶派便不可能取得现有的政治地位。在上述扩大权益的过程中,黎巴嫩什叶派形成了复杂多样的政治认同。在穆斯林、阿拉伯人、什叶派和黎巴嫩人四种身份中,他们依据现实的需要和形势的变换,凸显或弱化某种认同。但无论怎样,黎巴嫩民族国家是什叶派一切政治认同的最终落脚点,而打破马龙派和逊尼派在民族叙事中的垄断地位,把自身置入黎巴嫩民族想象的中心是什叶派认同变化的根本目的。总之,政治主体的多元化、大众化和组织化是什叶派政治发展的基本趋势。至今,什叶派政治经济权力已明显扩大,政治影响也大幅度增强,他们已史无前例地成为黎巴嫩政治中的关键角色。什叶派政治发展产生了多种影响。它改变了国内各教派之间的力量对比;暴露了教派分权制的内在缺陷;客观上损害了国家权威;部分地改变了阿以冲突的历史进程。由于多种条件的制约,什叶派政治权力的扩大面临诸多挑战。目前,真主党的武装问题是各方斗争的焦点,但它不可能在短期内获得解决。长远来看,真主党不仅不会遭到削弱,反而影响会进一步增强。由于教派和解难以实现,教派分权制也难以废除,真正的议会民主制也因此无法确立,黎巴嫩民族国家建构之路将依然面临重重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