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好坏，与利益相关者密切相关，涉及到资本市场的有效性以及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保护等重要问题。在我国，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要求上市公司必须按要求披露相关的信息，然而，从当前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现状来看,信息不对称问题仍然是外部投资者与企业之间的一道信息屏障。在我国，财务目标是决策有用观和受托责任观的结合，但实际上更多的是偏向于受托责任观的体现，因此，更注重会计信息的可靠性。而在国外发达的资本市场，更多的是偏向于决策有用观的体现，因此，更注重会计信息的相关性。所以我国上市公司对外信息披露更多的是为了满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披露要求，而不是从企业自身长远的角度向外部投资者传达积极的公司信号，所以较多的上市公司缺乏向外部供给信息的内在动力，再加上代理问题的存在，于是信息披露的违规事件也就频频发生。　　现有的理论表明，公司治理在信息披露质量方面有积极的治理作用，而上市公司的高管作为公司治理的重要主体，他们的行为对企业的信息披露质量有重要的影响。在我国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以业绩为基础的高管货币薪酬激励制度基本形成，然而，也同时存在着高管薪酬激励不对称的“超额薪酬”行为，高管的自利行为是否会损害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加剧信息不对称程度？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在不同的产权性质下，非国有企业和国有企业高管所受到的约束、动机也不一样，由此对企业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也不一样。国有企业高管受到比较严厉的薪酬管制，并且国有企业高管不仅仅是追求这种显性的薪酬，还有在职消费和政治晋升的动机。并且随着管理层持股的推进，高管的激励方式更加的多元化，而且这种激励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代理问题带来的负面影响。因此，本文选取了深交所2010至2015这6年上市公司的数据作为研究的样本，从高管超额薪酬、高管持股以及高管超额薪酬和高管持股的交互变量三个方面来研究高管的超额薪酬和企业信息披露质量之间的关系。　　在实证部分的研究中，本文首先从不同的角度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做了大体的趋势分析；之后做了各个变量之间的描述性统计、相关性分析；最后以Ordered 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进行回归，实证结果表明，高管的超额薪酬对企业信息披露质量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在国有企业，高管的超额薪酬对企业信息披露质量并没有显著的负面效果，在非国有企业这种负面效果比较明显；在引入高管持股的激励方式以后，高管的超额薪酬和高管持股的交互项对企业信息披露质量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说明在引入长期激励方式以后，对高管利益攫取的自利行为有一定的治理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