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世纪以来，官僚体制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在20世纪初，官僚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公共行政却经常性地陷入困境，尤其是官僚主义和腐败问题引起了政府结构及其运行的众多问题。在全球经济飞速发展的大背景下，西方各个国家都从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的角度掀起了公共行政改革的浪潮，这场浪潮主要包括：英国的续阶方案、美国的政府再造、加拿大的公共服务两千计划、澳大利亚的财政管理改进计划等等。这场改革运动是否真正地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韦伯官僚制模式，还有待于进一步商榷。基于实践中公共行政体制的重重困境，本文着重解读了官僚制理性化进程中的诸多“悖论”，并从中感悟到官僚制的形式合理性取代和湮灭了其实质合理性，各种摒弃和超越官僚制的理论并不能涉及官僚制背后深层面的问题。官僚制自身的“二律背反”体现为：官僚制管理是必须物的同时又是实现国家目标的障碍。人类正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迈进，理性官僚制能否超越社会的转型继而存在，后工业社会能否兼容并包官僚体制。作者在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的基础上，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审视了理性官僚制，意识到：理性官僚制虽有其历史合理性的一面，但诸多方面却不能与后工业社会相兼容。本文浅显地提出了后工业社会新的研究视角：合作型组织的出现，以及将政府人作为一种“心理人”的存在。作者通过对理性官僚制“悖论”之解读，通过官僚制的历史与现实之辩，在反思官僚体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公共行政体制的现状，提出应在行政改革的实践中进一步完善我国的行政体制。本文按“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谋篇布局，主要由五部分构成。第一部分，前言，主要介绍本文的研究意义，创新点和存在的不足。第二部分，理性官僚制的实践境遇。一方面提到了新公共管理运动对官僚体制的批判，另一方面是描写了理性官僚制必然带来官僚主义和腐败问题这样一个事实。第三部分，着重加强了对理性官僚制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悖论”的解读，概括总结出五大“悖论”。第四部分，官僚制的历史合理性与后工业社会的不兼容性。对理性官僚制在工业社会所创造的灿烂文明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突出强调了如何突破官僚制的理性视角，使得非理性行为的正效应在行政管理中得以运用。第五部分，官僚制：我国政府管理体制的抉择与超越。主要通过中国传统官僚制与西方现代官僚制的比较，分析了中国官僚制之现状，在对理性官僚制选择的基础上进而超越官僚制，完善我国的行政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