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之发展,由先秦而至宋代趋于成熟,陈寅恪先生谓:“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西方心理学家荣格曾言:“一切文化最终都沉淀为人格”。最高境界之风格,往往与人的生命人格相连。应该说在宋代,黄庭坚的文化人格于士人中极具典型性。诚如宋人黄震所言“读涪翁之书,而不于其本心之正大不可泯没者求之,岂惟不足知涪翁,亦恐自误。”(宋黄震《黄氏日钞》)。“临大节而不可夺”是其人格内核,亦是宋代士人的最强音。其精于儒,深于庄禅,取宏用精,践履实行,奠定其文化人格的坚实基础。黄庭坚文化人格的独特魅力,不仅在宋代士人及民众中具有巨大的影响与感召力,也为后世所仰慕和钦佩。目前国内对于黄庭坚文学艺术成就的研究几乎覆盖了各个方面,对其哲学思想、创作理论、诗学体系、诗词创作等的探讨广泛而深入,但对黄庭坚文化人格的研究却相对较少,多集中在儒释道三教思想融通、士人心态、文艺美学、文化活动等方面。本文将从文化学的角度切入,描述黄庭坚文化人格的外在表现,包括深挚的孝悌友朋之情,入世之独立公允、忧国爱民的淑世情怀,贬谪期间的大节不夺、随缘自适的坚韧旷达与自我超越,传道授业的诲人不倦,以及由此而形成巨大的人格魅力。黄庭坚此种文化人格固然彰显出其对理想人格的推崇与其信仰价值体系,但此种文化人格之成因亦为多元。本文拟从其家学渊源、亲族交游、仕途生涯、时代社会背景,及个人性格与理想人格取向等方面进行探讨,试图还原黄庭坚作为北宋中晚期知识分子复杂的心路历程,以及在此期间自我人生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冲突、选择与追寻。此追寻过程既是其理想道德人格的构建过程,也是其艺术实践不断提升过程,更是其生命意义的自证过程。“光风霁月”是其理想人格境界,即以儒为本、融摄佛道的心性道德修养,“大节不夺”、“内刚外合”,既存忠义之气,又能随缘自适,淡泊功名,更有面对生命苦难之理性洞见、冷静担当与内在超越。黄庭坚少有诗名,在宗杜学韩的基础上,广学博纳,由技入道,在艺术实践与人生践履中逐渐寻求到文化之于人生存在的意义、以此为自我的疗救与生命的安顿。于是道、艺、人格三者之间,彼此确认、相互增进,艺术不仅是技艺,是一种精神理路之探寻,是传统士大夫治世安邦、隐于林泉、心隐于朝之人生道路之外的存在方式,并以此来勉励生命。而恰是在这种以全力追求人格的道德完善与独立之中,展现了文苑、儒林、理学、庄禅之结合的最佳权衡点,从而使宋诗迥异于唐诗,诗歌理路向内向上撑开,趋于高远而深邃。禅学之于诗学,得之者,实有他人未知未至之精神殊胜处。佛禅之于黄庭坚不仅是禅语、禅趣、禅理、禅境之得、禅林之交游,更是自立自力无限向上之大丈夫求证之路。正缘于此,面对巨大传统诗学,黄庭坚未裹足不前,而是在集大成之中求取诗学新机,并展示诗学求取之理路,指点后来者以此向上,达“皮毛剥落尽、惟有真实在”、平淡而山高水深的艺术高妙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