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试图把握在当代分析哲学的实在论讨论、也即对语言与实在的关系的思考中,所蕴含的一个新的方向。传统的实在论图景将实在理解为独立于我们日常语言的实体,认为只有从一个形而上学的“实在”出发,指称、真理、知觉和因果性这些基本的实在论概念才能得到解释。传统图景中一个最重要的理论是“形而上学实在论”。它认为一个超越语言的“世界”决定了我们语词的指称,世界自身展现为一个由各种对象和性质构成的固定总体,而语词的意义就是对这些对象和性质的指称。相应地,形而上学实在论也认为,我们语言的真理在根本上来源于语句与外在实在的符合,世界决定了一切命题的真与假,并且关于世界存在着一种唯一的真实描述。而在我们的经验方面,这种实在论也认为,我们知觉与经验的最终来源,是独立于我们心灵的外在世界中的对象或物体。形而上学实在论在其关于语言与世界的关联的图景中,预设了一种神秘的非认知的能力,认为语言之外的实在能够决定我们语言性的事实;而我们在自己的认知中也似乎能够把握非认知性的东西。出于对这种非认知性的怀疑,在科学实在论中产生了一种试图用因果性来兑现语言与世界的关联的趋向,早期普特南的理论便是其中的代表。它认为来自世界的因果性力量可以在我们关于语词的认识之外决定语词的指称,无论我们是否明白这种决定作用。而相应的观点,也在关于真理和知觉的讨论中出现,认为因果性的力量决定了我们的语言使用,因而也决定了语句的真假；而我们知觉的最终源泉是世界作用于我们身体的神经刺激。然而,这样一种修订并不能摆脱形而上学实在论的根本问题,一种处在我们认识之外的因果性力量并不能让那种独立于语言的外在实在褪去神秘主义和非认知性的特征；而更重要的是,在这种观点下我们对于因果性的理解也是成问题的。我们认识到一种形而上学的关联,无法决定我们使用何种语言说话,无法决定语句的真假和经验的状况。然而,传统的实在论图景并不仅仅表现在形而上学实在论中,它也体现在许多以“反形而上学实在论”、甚至“反实在论”面目出现的理论中,它们或者将自然主义意义上的“可观察情境中的可观察对象”作为实在本身,或者将“第一性的质”作为基本的预设。传统图景的根本问题,在于忽视日常生活和日常语言,迫切地希望抓住一个基础性的实在概念,而不去关心在现实的生活实践中实在是怎样展现的。它将语言当成为了社会交流的方便而约定的物质性的“记号与声音”,而忽视了语言为我们所展现的生活形式和世界形式。当代十分盛行的真理缩减论认为,真理不对一个形而上学的世界负责,它归根结底只是对于我们在“可观察情境中的可观察行为”的归纳；以这种真理观为基础,它主张了一种朴素的和缩减性的实在论,也就是一个自然主义的世界。然而,这种实在论仍然预设了传统图景,将一个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可观察世界作为实在本身；从而,一方面认为语言不过是可观察世界中的一类可观察事件而已,另一方面,这种理论却认为自己可以占据一个完全中立的视角,对我们的语言实践进行客观的报道；换句话说,它仍然坚持了一种独立于日常语言的实在概念,尽管它诉诸了我们所熟悉的自然科学的世界观。而在那些坚持直接经验与感觉材料、将实在与知觉对象视为“理论假设”的理论中,传统实在论图景同样是基础的设定。其中的典型是艾耶尔的图景,在具体的表述上,它将直接显现的经验“现象”作为认识的基础,而客观实在与知觉对象则是为了理论的方便而假设的对象。然而,正如斯特劳森所指出的,在艾耶尔的图景中,直接显现的感觉材料与间接性的物质实在,其实是两个相互定义的设定；洛克意义上的第一性的质并不因为其间接性,就在艾耶尔的图景显得相对次要,相反,这种物质实体的概念是其基本预设之一,而它也正是传统实在论图景的基本设定。而在当代十分盛行的通过神经刺激来解释知觉的“认知理论”中,这种设定就显得更为明显了。而无论是一个作为科学观察对象的自然世界,还是经验之外的第一性的质,抑或是对我们的神经系统施加刺激的外部环境,它们都是传统实在论图景的体现,因而同样无法完全解决传统实在论所面临的困境。对维特根斯坦的语法概念的领会,向我们昭示出了当代实在论的一种视域转换,即从传统图景向语法观点的转变。然而,语法观点的基本内涵早在弗雷格的逻辑观点中就已经萌芽。弗雷格在反对心理主义的同时也拒绝了传统的实在论图景,特别是符合论。他首先认为我们的判断和思想,必须预设一种客观的规则,而这种规则不可能是心理学意义上的规律,否则思想将丧失立足的基础和标准,而观点的表达也将变得不可能。思想必然预设了客观的规则,它是思想必然遵守的形式,这也就是逻辑的法则；思想若要成为思想必须预设和遵循逻辑,非逻辑的思想根本不是思想。以此为基础,弗雷格反驳传统的实在论图景,认为我们对实在的领会总是需要遵守逻辑法则,否则就根本没有对实在做出任何“思想”。而进一步说,从他的观点来看,在逻辑法则之外也不可能有任何纯粹的实在决定我们的思想,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思想的规则和逻辑的法则才是真正的实在。尽管弗雷格的这种观点,还不是我们在后期维特根斯坦或奥斯汀意义上所说的日常图景,但是相比传统图景试图在思想之外捕捉实在的努力,这种关注于思想规则的观点已经展现出相当“日常”的特征；毕竟,相对于形而上学的实在而言,思想的规则总是我们更熟悉的事实。然而,维特根斯坦在继承弗雷格逻辑观点的同时,却认为他在此基础上主张了一种不恰当的实在论。无论是逻辑形式还是语法规则,只能展现在日常生活与日常语言之中,而无法被我们作为思想的对象加以谈论,否则我们将跨越到生活与语言之外,产生彻底的无意义。相比弗雷格,前期维特根斯坦的观点要显得更加日常。这种日常性是理解《逻辑哲学论》的关键；而它也进一步融入到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之中,以一种更成熟的形式展现在语法概念上；概括地说,我们看到一种带有逻辑主义特征的、晶体化的日常性,逐步转变为一种更加生活化、实践化的语法日常性。维特根斯坦所说的语法不是语言学或语文学意义上的语法,而是指我们的生活形式。关于语法概念,人们容易主张一种与上述弗雷格的“逻辑实在论”相类似的“语法实在论”,认为实在的概念就是语法规则本身,语法命题就是关于实在的终极真理。而相应地,针对弗雷格的“逻辑实在论”所作的批判,同样可以应用在这种“语法实在论”之上：语法规则是我们的生活形式,因而只能展现在日常生活与日常语言之中,而无法被我们作为思想的对象谈论,否则我们将跨越到生活与语言之外,而这当然是无意义的；而所谓的“语法实在论”就是这种无意义的一个表现,我们甚至可以说,它仍然是传统图景的一种体现,是其最后一种可能形式。这种语法观点批判了所有源自于传统图景的实在概念,不再将实在理解为一个外在的实体或物质世界,同时也不认为实在可以被我们固定在任何思想与命题中。语法观点将我们的视域从实体引向日常生活与实践,它告诉我们实在存在于生活形式和语法规则之中；但与此同时,语法规则却不是某种“无条件为真”的命题或规则表述,它在根本上是我们实践的方式；所以,实在在根本上也是一个实践的概念,当我们实际地在各种具体的情境中来面对各种生活的问题时,我们也就最真实地处在了实在之中。我们没有为实在论问题提供一个最终的答案,只是揭示了这种正在发生的视域转换,但是这其中所蕴含的洞见,将会重塑我们关于实在论甚至整个哲学的思考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