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94年（高宗31年）日本人花山帐场的首次引进，到1969年由于汽车的大范围使用而退出历史舞台，人力车沾染着开化期新文物的风尘在韩国走过了半个多世纪。在中国，人力车有八十多年的历史。与此同时，人力车夫也成为当时韩中底层劳动人民谋生的重要职业之一。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坛，人力车夫成为了一种比较常见的文学创作题材，在鲁迅的《一件小事》发表前后，报刊上登载了不少介绍人力车夫生活的文章。同时期的韩国文坛,一些作家开始关注下层劳动人民，文坛上陆续出现了像玄镇健的《好运的一天》（1924），朱耀燮的《人力车夫》（1925）等优秀的人力车夫主题小说。本论文以比较文学平行研究中的主题研究为主要研究方法，以作家的大众意识研究为中心对二三十年代中韩两国人力车夫文学进行对比。主要研究对象是鲁迅的《一件小事》（1919），老舍的长篇小说《骆驼祥子》（1939），郁达夫的《薄奠》（1924），以及韩国作家玄镇健的《好运的一天》（1924），朱耀燮的《人力车夫》（1925）。通过对这五篇作品的分析，本文归纳总结了二三十年代中韩知识分子，特别是作家阶层的大众意识的相同点和差异之处，其中相同之处主要有三点，一是其民众观的形成受到日本、俄罗斯和欧美的影响；二是在对民众表达深刻同情和人道主义关怀的同时存在着对民众苦难生活认识的局限性；三是均把民众看作是社会变革的原动力，把社会变革的期望赋予在民众身上。差异之处也有三点，一是对于民众的处境，中国作家的态度比较现实且承认阶级对立，而韩国作家则是趋于浪漫和幻想，缓和阶级对立；二是韩国作家一般会把“民众”和“民族”两个概念等同起来,而中国作家则对这两个概念有着比较清晰的区分；三是相比于韩国作家，中国作家对大众的愚昧性提出了理性的批判。希望本文可以对中韩比较文学领域，特别是二三十年代作品的研究提供一丝参考。同时作为日后的研究课题，笔者将在本论文研究的基础上对二三十年代中韩知识分子的大众意识进行总体的研究和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