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在对酒的管理上，原本采取的是顺其自然的宽容政策。康雍两朝对酒的控制较为松弛。乾隆时期，粮食价格的居高不下、人口的迅猛膨胀、人均可耕地面积的骤减使潜伏的社会危机日益浮现。乾隆初年先后发布大量的指示，严禁酒曲制造与流通，并先后组织朝臣和封疆大吏针对禁酒的具体细节进行分析，并且对禁酒事实上的可行与否进行了激烈的讨论。虽然这两次讨论所提出的建议并没有超越前人思索的窠臼，但却使禁酒政策在实施的过程中避免了极端化和盲目性。因此，乾隆朝的酒禁政策呈现出区域性、选择性和内在矛盾性的特点。但是酒禁政策最终没能达到统治者的主观愿望，决策的理想化与现实的操作之间的差距正说明了这一政策的不可行性。嘉庆四年，清朝取消了酒禁政策，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征收酒曲之税。乾隆朝的酒禁政策实质上是，试图用国家强力干预自发的商品经济行为，以保证农本国策的贯彻，进而稳定社会局势的一种设想。但是乾隆时期所面临的问题是：人口数量的膨胀已经超出了封建经济结构所能承受的限度，隐藏在这一结构中的固疾也因人口因素的刺激而逐渐恶化，并扩散到清朝政权的各个角落。而酒禁政策实际上还是停留在一般性的表层修补，于事并无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