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翻译研究的发展，逐渐地翻译也被纳入了文化研究的范围，比如意识形态的影响、后殖民主义的影响、民族歧视以及女性主义的影响。而女性主义研究在不断发展中也认识到历史文化是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当女性主义和翻译成功地向文化这个大方向转型之后，必然会相互影响。女性主义研究是近年来人文学科领域兴起的热门话题，与多姿多彩的女性研究文献相比，女性翻译研究只能算是刚刚起步，其成果只是星星点点的散见于相关论文集中。然而女性主义独特的视角和犀利的批判锋芒已激起了翻译研究者们探索的热情。　　语言之中及其背后都蕴藏着深刻而又复杂的两性意识，都流淌着两性语言潜意识的暗流，而性别语言正是这两条暗流的表现形式。性别语言，是指男性和女性所使用的具有性别特征的语言以及某一语言中用来区别男性与女性的语言现象。英国语言学家 Lakoff归纳出两性在语言使用方面存在的差异，指出女性用语明显不同于男性的六个方面:词汇如颜色词的使用、感叹语气的强弱、“女性专用”形容词、反义疑问句的使用、陈述句中使用疑问语气，以及指示性言语行为力度。　　在文化转向这种大背景影响下，中国的译者或多或少都会受到影响，但是受影响的程度却很难判断。因此本文作者比较了《呼啸山庄》的三个中译本，分别是杨苡(女，翻译时间1953)，方平(男，翻译时间1983)和张玲(女，翻译时间1999)。这三个译本都是深受读者喜欢的成功的译文，在翻译风格，语言表达和审美标准都各有千秋。本文作者想强调的是译者性别对译文的影响，尤其是受到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影响的女性译者对译文的影响，并进一步指出女性主义翻译者会尽可能地使用一些翻译策略彰显女性的声音和地位。作为女性主义译者的张玲在具体语言运用方面反而违背了女性性别语言的特征，例如倾向使用标准语，句末语气助词的频繁使用，对粗俗或咒骂语的回避，对人物感情的描写等。这些特点说明张玲并没有向男权制度下的语言屈服，也没有掩饰自己的真实性别身份，相反地，她自由自在地翻译，翻译得游刃有余，在译文中自然而然地显现出女性身影。　　女性主义翻译家们颠覆传统的“忠实于原文本”的观念，主张“忠实”不是忠实于原文作者，也不是忠实于接受语言文化的读者，而是忠实于自己的阅读。既然翻译的标准是忠于自己的阅读，而不是机械复制原文意图，那么翻译就是一个创作过程。通过张玲《呼啸山庄》译本的分析表明，她在译文中显示了自己的女性身份，忠实于自己的阅读，给译本赋予了新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