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是由两汉经学向魏晋玄学巨变的时期，这一时期，玄学积极调和名教与自然的关系，第一次将儒家的价值系统与道家的价值体系整合在了同一个哲学命题中。从这个角度来看，名教与自然之辩是魏晋玄学时期的核心问题。“自然”实际是顺从自然的天性，追求一种自然自适，随心所欲的状态。追其根源，“自然”就是庄子所提出的“逍遥”。“逍遥”作为庄子哲学思想的灵魂，是庄子人生的最高境界。魏晋时期，面对黑暗的政治社会,士人们希望躲避灾祸、寻求精神上的解脱。在名教的压力下，庄学成为士人们的关注点，成为他们寻求精神寄托的思想之一。于是，士人们把“逍遥”作为一种精神自由的象征，或为精神的解脱，或为理想去追求，有时甚至以这种境界为标准去衡量现实社会。在儒道融合的背景下，如何在实践中将其化为可以实行的“逍遥”，随着历史的演进，名士们做出了自己的解答。本文重点分析魏晋之际的嵇康、阮籍，西晋时期的向秀、郭象和东晋时期的支遁、张湛对庄子“逍遥”思想的独特见解，从而对魏晋“逍遥”思想进行了整体系统的研究。处理名教与自然的关系就是解决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问题，实际就是对生命自然本色的追求。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因此对魏晋“逍遥”思想的研究有着现实的意义。魏晋“逍遥”思想作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民族复兴的精神财富，正如习总书记强调的，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有利于提升中华文化自身的吸引力、凝聚力和影响力。那么如何实现魏晋逍遥义的当代价值？这就需要我们对魏晋“逍遥”思想进行梳理，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不断提升文化软实力，从而创造出适合当代的价值观。本文努力尝试按照现代价值观，对魏晋“逍遥”思想进行重新梳理，对其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从而实现其当代价值。本文共分为四章：第一章对魏晋“逍遥”义进行了溯源。重点论述了庄子逍遥的基本观点和魏晋庄学的兴起。魏晋时期，社会黑暗，名教危机，士人们渴望自由，此时，魏晋庄学兴起，逍遥成为显学，成为了魏晋士人的追逐对象及关注焦点之一。处于魏晋不同时期的士人，由于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同，他们对庄子的逍遥思想的理解也不同，他们对逍遥思想做出了符合这个时期的解读。下面几章将选取不同的时期，对不同的人物进行分章论述。首先看第二章魏晋之际的逍遥义。魏晋之际，天下多故，政治斗争残酷，名教与自然冲突。受何晏、王弼玄学思想的影响,初期,阮籍、嵇康等人主张“名教即自然”的观点，希望调和儒道矛盾。但是，高平陵政变之后，由于政治斗争的残酷，士人们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嵇康主张顺应自然本性，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观点，利用自然来抨击现实,希望寻求精神上的自由和人格的独立。阮籍将逍遥看做他安慰自我心灵的思想资源，他试图寻找一种合适的处世方式来超越现实的矛盾，希望从主观上来消解，即由齐物达逍遥。刘伶与阮籍的观点相似，他否定名教,傲视礼法。竹林名士通过各自的玄学实践,将庄子的人生哲学进行了演绎，铸造了庄学发展史上的辉煌。第三章重点分析了西晋逍遥义。西晋时期，与魏晋之际相比较，社会相对稳定，作为玄学主题之一的名教与自然关系,在这一时期仍然受到极大的关注。西晋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向秀和郭象。在儒道融合的背景下，向秀和郭象均沿着儒道为一这条主线，积极调和自然与名教的关系。向秀以本体论为基础，提出了“自然无心”的逍遥义。郭象完成了名教与自然的统一。提出了名教即自然,自然即名教的观点。根据此观点，经过进一步发挥，郭象以其“独化论”为理论基础,得出了“有待”、“无待”皆是逍遥的“适性逍遥说”。在这一时期，魏晋玄学发展到了高峰，庄学发展成为系统思想，开始由心灵层面上升到哲学层面，并纳入到了玄学的主流当中。第四章阐述了东晋的逍遥义。东晋时期，佛教影响日益深入，佛学与玄学渗透交融成为了总体趋势，玄学的理论发展达到了新的境界，开始试图运用佛学的思想理论解释玄学所提出的问题。庄学在这一时期继续勃兴，对庄子“逍遥”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出现了新的变化。“支遁义”代替了“向郭义”，此时的“支遁义”带有明显的宗教性质，突出了“至人”之“心”的“空寂”、“凝守”。当个人与社会发生矛盾，为了缓解玄学理性哲学与士族社会宗教情感之间的矛盾，张湛提出了现世的逍遥，即“顺天理而无心”。结语首先对上述几章各个时期代表人物的“逍遥义”进行了总结，然后探讨了魏晋逍遥思想的当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