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近30年来的经济发展模式下,我国产品国际竞争力的核心在于价格中包含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成本较低,与此对应的,我国经济增长的模式主要是廉价的外延型增长。这样的经济增长方式资源消耗大,缺乏可持续性,我国经济总量提高的同时,经济增长的质量却令人担心。同时,在我国的GDP构成中净出口所占比例不断增长以及国际资本流动日益频繁的背景下,汇率在我国的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汇率是开放经济环境下的核心经济变量之一,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人民币汇率也逐渐成为学界和实务界争论的焦点。并且,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逐步提高,汇率对我国内外均衡的影响也就越明显,国内经济情况对汇率变动的反应也越敏感。根据研究目标,本文将国际竞争力定义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与其他经济体相比较,通过国际市场份额的占有和增长来创造增加值和国民财富的能力”。笔者希望以我国实际情况为出发点,综合分析人民币汇率变动与我国国际竞争力之间的关系。在人民币汇率杠杆效应研究以及对我国国际竞争力情况评测的基础上,本文建立了一个贸易品与非贸易品的两部门模型(Tradable Goods and Non-TradableGoods Model,以下简称TNT模型),研究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对国际竞争力的影响,以及该增长方式下汇率对国际竞争力的作用。最后,本文通过实证模型检验了该模型的前提条件以及基本结论。第二章首先对本文研究涉及的相关领域进行了文献评述。该章第一节首先对汇率的杠杆效应方面的研究文献进行了介绍,这也是本文模型部分的前提假设与核心内容的基础。然后,第二节介绍了与国际竞争力的定义以及评价方法相关的文献;其中还包括对人民币汇率与我国国际竞争力关系的研究,以及在购买力平价的基础上讨论发展中国家汇率与劳动生产率关系的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的研究及该效应在我国的实际情况。本章第三节则开始讨论宏观经济均衡与汇率关系的研究,主要选取的是均衡实际汇率的角度,其中,主要介绍以内外均衡为核心的均衡汇率理论。最后一节对上述文献进行了总评,并对后文的研究路径进行了较详细的介绍。第三章在前文提到的框架下,以我国为例,就汇率变动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渠道进行分析,第一节重点研究了人民币汇率的价格传递效应,这是汇率通过改变相对价格发挥杠杆效应的基础之一。汇率变动对贸易品和非贸易品价格影响程度不同会改变内部实际汇率,并对实际经济的均衡产生影响,这也是汇率在TNT模型中发挥杠杆作用的基础。第二节研究了我国实际目标导向的汇率制度下,人民币汇率与对外贸易的关系。第三节分析了内部实际汇率对我国两部门供给比例的影响,为本文后面的模型构建提供了事实基础。第四章首先根据国际竞争力方面的文献综述情况,详细分析了国际竞争力定义的实用性及我国的实际情况,并就本文研究的国际竞争力进行了定义。在该定义的指导下,本文按国际竞争力作用的结果以及国际竞争力产生的本源,将相关的评价指标划分为国际竞争力数量指标与质量指标。接下来的两节按照该分类标准,使用了目前主流的评价指标对我国国际竞争力进行了评测。结果发现,改革开放以来,数量指标显示我国国际竞争力提高较快,且主要竞争力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与资源密集型产业,然而质量指标显示我国竞争力提高速度一般,在部分年份还出现了下降的趋势。第五章根据前面的研究结果,在价格刚性的基础上构建了TNT模型,分析汇率与两部门均衡之间的联系。结合了国际竞争力的数量指标与质量指标后,本文分析了一个微观基础更扎实的TNT一般均衡模型,并研究了一般均衡时内部实际汇率与国际竞争力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在生产要素总量、生产技术水平与消费者偏好给定的情况下:首先,汇率贬值(Devaluation)通过提高内部实际汇率,能够改善国际竞争力的数量指标,也可以说汇率贬值与国际竞争力数量指标的改善是一致的;其次,国际竞争力数量指标改善与质量指标改善这两目标不能同时实现,以汇率为工具只能实现其中一个目标。接下来,通过放松TNT模型的假定,本文研究了各种经济增长方式下国际竞争力指标的变化特征,并发现: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条件下,一方面,资源发现型的外延式增长会恶化国际竞争力的数量指标,并通过压缩原有贸易品部门规模导致长期内国际竞争力质量指标下降;另一方面,要素投入型的外延式增长下,国际竞争力的数量指标在贸易品部门技术优势的条件下会恶化,而在非贸易品部门技术优势的条件下会提高。另外,在技术进步的内涵式增长下,名义汇率升值导致的内部实际汇率升值与国际竞争力质量指标的改善是一致的;然而,在要素投入型增长模式下,名义汇率贬值导致的内部实际汇率贬值与国际竞争力的数量指标的改善是一致的。第四节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不同汇率制度下以实现国际竞争力数量目标与并适应国际竞争力质量提高为标准的政策选择,并进一步研究了经济体各类非均衡状态的调整方式及其可能导致的后果。研究发现,首先,浮动汇率制度下的汇率政策对国际竞争力数量目标实现是最有效的;其次,不考虑技术进步的情况下,为了实现既定的国际竞争力数量目标,以要素投入的外延式增长为主的经济体,对汇率贬值的政策有很强的依赖性;这样的政策取向会导致经济体陷入“贬值→增长→贬值”的恶性循环,以及本国货币长期低估;再次,在要素规模不变的情况下,以技术进步的内涵式增长为主的经济体,内部实际汇率有升值的趋势;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政府为了适应国际竞争力质量提高并以维持国际竞争力数量目标不变的标准进行政策调整的话,会导致内部实际汇率过度升值,以及名义汇率高估。第六章就第五章的分析结果以及相关结论,进行了实证检验。首先,该章前半部分应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ector Autoregression,简称VAR)研究了人民币汇率的价格传递效应,发现该效应在我国比较明显,汇率变动对我国各层次价格水平的主要影响持续大概7至8个季度,而且该效应强度随着产品可贸易性的降低而递减。然后,本章后半部分运用我国的经济数据,在TNT模型一般均衡的理论的框架下,通过协整分析对宏观经济基本面变量以及国际竞争力代表性指标与实际有效汇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并进一步通过误差修正模型讨论了我国实际汇率的自我调节能力。实证结果与第五章的模型结论符合,从协整关系来看,实际汇率贬值与国际竞争力数量指标的提高有一致性,但却与相对技术水平提高的要求相悖;另外,实际汇率升值与国际竞争力质量提高有一致性,但短期内却不利于国际竞争力数量指标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