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感伤”情调作为一种重要的精神标记和心理氛围，普遍地弥漫在文坛各流派和社团的作家作品中。由于“感伤”更多地是与一种浪漫的诗性联系在一起，因而它成为“五四”文坛的浪漫主义文学阵营——创造社最为彰显的感情标记。本文从“感伤”作为美学风格这一视角着手，以创造社为中心，来考量“五四”文坛各文体的创作以及其时的文学批评风格，观照“感伤”在其中生成的多方面原因，并分析其作为美感意识和情感事实在文本中的呈现，最后考察这一美学风格在20年代后半期的流变和走向。 本文分为四大部分： 一、抒情与浪漫：“感伤”情调在个性解放中的现代新质 “五四”时期文学感伤情调的生成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传统文学内部抒情文脉和传统文人的忧患意识，以及西方文化与文学、尤其是浪漫主义思潮等外在影响是感伤的美学风格形成的思想资源；“五四”作为历史青春期的感伤氛围和浪漫色彩，铸就了身在其中的青年一代的柔弱心理和夸饰气质，加上知识者的敏感等青年特质和悲苦的人生际遇，成为其感伤的主观因素；同时，“感伤”作为作家们的一种美感意识，自然容易呈现为其作品的文学风格，并由此成为一种美学风尚；而文学作为表情达意的工具，也极易抒写感伤情怀，这成为感伤情调生成的文学本体因素。 二、浪漫感伤的各文体纷呈：以创造社为中心 “五四”时期，感伤情调以创造社为中心而向社外的整个文坛弥散开来，无论是其小说、诗歌，还是散文与文学批评，都普遍地浸沉在感伤的美感氛围中。郁达夫以其“自叙传”小说系列而成为“五四”浪漫抒情小说的中坚，郭沫若、倪贻德等创造社小说家，以及受到郁氏等影响的社外小说家陈翔鹤、叶鼎洛、王以仁、庐隐等也抒写着浓重的感伤情怀。从《女神》到《星空》，再到《瓶》，郭沫若的诗情中包含着感伤的因子，而延续着哀伤的抒情；新月诗人闻一多和徐志摩的早期诗作中感伤情怀也颇为浓重；受郭沫若影响，诗人冯至也多惆怅、悲哀的诗情；而同期的哲理小诗和情诗也多有着滥情倾向。相比而言，散文这一并不受推崇的文体在抒情态度下包含了较多的感伤告白：郁达夫的《归航》、《还乡记》、等抒写着“零余者”孤寂而感伤的行旅，有着强烈的滥情倾向；此期各家各派的写景抒情散文也多流露出落寂、感伤的情调。文学批评方面，“新文体”的借鉴，“五四”文坛的激进文风和派性意识、注重自我表现的思想体系和写作习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