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技术的发展使我们一点点地揭开了生命的奥秘,使得我们不仅可以创造出更加高产和更加抗病虫害的农作物、更加优良的家畜品种,而且有希望找到导致各种疾病,特别是各种基因遗传疾病和难以克服的癌症的基因序列,并通过基因检测、基因干预等手段来治愈这些疾病,从而达到使人类更加健康、更加长寿的目的。然而在这条看似光明无限的道路上却并不是一片坦途,而是充满了矛盾、非议和争论。因为在基因技术带给我们希望的同时,它对人类生命奥秘的揭秘、在人类胚胎上所进行的实验,以及对人类胚胎的基因干预等等都触及了我们习以为常的道德伦理原则,对伦理学造成了严重的冲击。为了应对现代生物技术等带来的一系列伦理问题,面对基因技术所带来的伦理挑战,伦理学领域主要有三种回应,一是沿着对待堕胎问题的思路来研究基因干预问题,二是忧那思(Hans Jonas)等人提出的责任伦理学,再就是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提出的话语伦理学。本文认为,在这三种途径中,话语伦理学对于解决基因伦理问题具有更切现实的可行性及有效性。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探讨话语伦理学解决基因伦理问题的可行性与有效性。话语伦理学对基因伦理问题做出了怎样的解决,以及这种分析和解决是不是有效的。哈贝马斯在交往行为理论的基础上,把康德的义务伦理学的个人视角转换为“我们”视角,发展出话语伦理学,企图为解决现代社会中的伦理分歧提供一个对话的平台。面对基因技术所带来的伦理问题,哈贝马斯以话语伦理学为基础,从“未来审视现在的视角”检查基因技术的发展,发现基因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用基因手段对胚胎进行的旨在增强的干预,模糊了自然生长和人工制造之间的差别,损害了被干预者的物种伦理的自我理解的建立,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自由对话的基础,甚至会产生出一种新型的人际关系,从而彻底摧毁我们近代以来的伦理道德存在的基础。因此,哈贝马斯提出,必须在基因干预技术的积极应用和消极应用之间划一条界线,使基因技术的运用只是而且必须被限制在临床治疗上。话语伦理学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自由交往的基础之上,而在基因干预中,由于被干预者是不能说话的、还不具有社会性的胚胎,无法满足话语伦理学的话语原则和普遍性原则。但是哈贝马斯并没有因为未来人不能参与到对话中就对基因干预进行彻底否定,而是在“从未来审视现在”的视角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本文通过分析认为,哈贝马斯的这种分析在理论上来说是成立的。平等自由的交谈无疑是解决基因伦理问题行之有效的方法,在未来的视角中,我们便能够与未来的人进行对话,预见未来社会对待基因伦理问题的态度,从而更加明确我们今天该做些什么。随着基因技术的深入发展,基因伦理问题必定会成为应用伦理学领域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哈贝马斯运用对话伦理学对这个问题所做的探讨,不但维护了近代以来以自由、平等为基础的伦理道德原则,而且也为我们更好地思考和对待基因伦理问题提供了很好的方法,应当引起广泛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