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期性经济波动不仅仅发生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自1953年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以来,宏观经济就一直在不断的起伏波动中运行。本文以中国1953年到2009年期间经济周期波动的历程为研究对象。基于一个已经达成一致共识的事实是: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存在着周期性的波动,并且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波动特征。至今还没有一个理论体系能够对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源和形成机理作出全面的解释。那么,如何对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给出一个逻辑自洽的理论分析框架就是当前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这个全新的学术命题有两方面的研究任务:第一,是如何理解中国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的规律,解释其形成机理,第二,是如何解释中国宏观经济波动所呈现出来的波动特征。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源是指引发经济体系发生波动的根源性原因;经济周期波动的形成机理,是指促使经济体系如何波动的一系列联动力量的合力。为此,我们提出了如下三个问题:问题1: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源是什么?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过程中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源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历程中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源是否不同?问题2: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形成机理是什么?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经济周期波动的形成机理是否不同?问题3: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特征及其演进的规律如何?本论文的主体由文献研究、理论构建和实证分析三个部分构成。1.我们以生产方式作为逻辑起点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文献进行解读,从新的视角刻画其理论逻辑框架。2.我们从马克思、恩格斯经典原著中获取了理论来源,基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思路进行了理论拓展。1)对机器大工业生产方式作为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源进行理论分析。2)构建一个双重主体和双重客体的宏观经济运行体系,以国家制定的经济发展战略及相应的经济体制和解决政策构成的制度动力体系,对中国不同时期的经济波动形成机理进行深入地分析。3.以本文构建的理论分析框架为指导思想,对中国自1953年至2009年的经济周期波动历程进行实证分析。论文采取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提出的三个问题进行尝试性地回答。首先,从历史上看,国民经济周期性波动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只有当社会生产方式进入到机器大工业生产方式的历史时期,才会发生的经济周期性波动的经济现象。机器大工业生产方式各个生产环节天然具有关联效应的本质是本文分析问题的基础性组成部分。本文的理论分析及其构建的分析模型表明,机器大工业的生产方式是国民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根源。因此,我们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机器大工业的生产方式是国民经济发生周期性波动的根源性原因。只要是采取机器大工业的生产方式组织社会生产的国家,就必然要发生周期性的经济波动。所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过程中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源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历程中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源是相同的,都是机器大工业生产方式的本质特性使然。接着,我们将经济体系分为处于生产技术前沿的领先型经济体系和远离生产技术前沿的追赶型经济体系。它们之间的经济周期波动特征不同既有经济体系差异的原因,也有经济制度差异的原因,但不是本文分析的重点。我们重点分析作为追赶型经济体系的中国经济周期波动形成机理。形成机理是一种一系列联动力量的合力。这个合力的根源在于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由经济发展战略及其相应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构成的动力体系,就成为了经济周期波动的形成机制。因此,我们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是,由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及其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构成的制度动力体系是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形成机理。由于经济发展战略发生了转变,不同时期的经济波动形成机理也各不相同,而形成了不同的波动特征形态。所以,在计划经济时期,由重工业优先发展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及其相应的计划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构成了“投资扩张-产业结构失衡”波动形成机制,形成了计划经济时期经济周期较短且波动激烈的经济波动特征;.改革开放以后,走向均衡发展的国民经济高速增长发展战略及其向市场化转轨过程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构成了“投资扩张-信用失控”波动形成机制,形成了周期较长且以实体经济与货币经济相矛盾而导致的扩张与收缩交替为特征的经济波动过程;新世纪以来,中国实施可持续经济发展战略,不断深化与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促使经济主体更有追求自身利益要求的强烈动机,在不断增长的对外经济交流中,中国经济融入于世界经济体系。这容易受到外部冲击而促使经济发生波动,构成了“出口扩张-外部冲击”波动形成机制。新世纪初,中国的第一轮经济周期就是以缓升陡降为波动特征。然后,我们基于已经构建的理论框架,对中国自1953年至2009年的经济周期波动历程进行实证考察。按照统计特征将中国经济周期波动划分为九轮的经济周期。提炼出不同时期的经济波动特征事实。论文对第三个问题的回答是,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特征从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激烈波动转向市场经济体制时期高位运行与调整的特征转变,已经构成了一条显著的经验规律。由于中国经济的持续扩张且进一步融入到全球化贸易中,不断受到外部冲击已经是必然要发生的事件。国内的市场化经济体制改革还处于深化和完善化的阶段。当前中国体制性的制度力量与市场运行的力量相矛盾引发的经济波动,与难以预测的外部冲击,将构成中国未来双重叠加的经济波动形成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