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罚以处罚故意为原则,处罚过失为例外已基本上达成了共识,而且故意的处罚较重,过失的处罚较轻。在我国现行刑法第133条的规定中,对交通肇事罪是以主观形态为过失的结果犯进行刑法规制。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规定了危险驾驶罪,并以罪过形态为故意的危险犯进行了刑法规制。在醉驾行为、飙车行为盛行的交通犯罪中,这样的刑法规制理论留下了法律空白和漏洞,是违背罪刑法定原则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笔者认为,在刑法谦抑性理论的指导下,为了应对交通犯罪的浪潮,应该增加以故意为罪过形态的结果犯来惩罚犯罪,即危险驾驶致死伤罪。本文通过中日两国关于交通犯罪的刑事立法的比较,结合立法客观环境和人们罪过形态的变化,认为我国在交通犯罪中已突显了立法上的滞后,尤其是近两三年发生的飙车、醉驾等刑事案件,从罪刑法定出发,更是显现了刑法的空白。本文将对不同的交通犯罪的罪过形态进行区分,形成不同的犯罪行为,以达到完善我国有关交通犯罪的理论。(1)第一层次——故意心态下的危险驾驶致死伤行为,此类犯罪的罪过形态是故意,是结果犯,这种归纳可以应对我国目前立法的空白,完善对危险驾驶行为的惩处。(2)第二层次——过失心态下的交通肇事行为,也是结果犯。此类犯罪即就是我国刑法第133条规定的交通肇事罪,驾驶人是正常状态下的驾驶行为。同时借鉴新过失论中的结果回避义务和日本刑法在认定交通安全犯罪中运用的信赖性原则,通过信赖原则关注影响注意义务的分配来限制或否定行为人的注意义务,从而达到阻却行为人过失责任的目的。(3)第三层次——与行政法的衔接,我国对犯罪的定性+定量立法模式导致与行政处罚性质类的法律之间存在量的区别,到底进行刑法规制还是进行行政处罚,这是刑事政策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