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的农民研究不只是关于宗族和家族形态成因的学理问题，也包括农民社会系统和全球化进程衔接的未来问题。 2004年以来，我在贵州东南苗族村寨郎德进行的持续田野作业中(2004，2005，2006，2007)，对后者的关注即远远超过前者。并非学理问题不重要，而是对后者的讨论，尤其对贵州少数民族农村社区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经济生活与社会系统的研究呈现相当大的空白。 很多人类学者认为，农民经济有自己独特的体系，不能单纯以价格、供需关系和利润为主要指标的经济学模型来解读。恰亚诺夫指出，农民经济遵循自身的逻辑和原则。而著名的“斯科特一波普金”论题，则围绕农民经济受“道义”还是“理性”支配，展开旷日持久、针锋相对的争论。 本文以郎德居民在乡村旅游发展中创设的“工分制”为个案，重点探究被中国主流社会抛弃的“工分制”如何在郎德“复活”，并且试图透过这个制度的产生、运行及影响展开进一步讨论：是什么逻辑主导着这个社区农民的经济行为?又是什么样的社会系统和文化背景支持了它?在整个中国乡村急剧的变迁中，这种逻辑是否以及怎样发生适应或反抗?这些变化又是如何影响作为个体或者群体的农民的日常生活和行为模式? 事实上，在郎德“工分制”中，既体现了“道义经济”所强调的互惠、公平及“安全第一”的生存原则，也体现了“理性小农”所概括的权力、冲突和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竞争和博弈冲动。同时，二者在不同条件下的冲突与互动，在中国乡村普遍经历着的急剧社会变迁背景下，呈现出极为复杂和微妙的层次和姿态。本文尝试提出，农民经济行为的内在逻辑本身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无论“道义”还是“理性”，都有可能在同一群体中同时体现。而哪种逻辑走强，则与农民及其社区所处的具体情境相关--自然环境、历史记忆、主流话语、国家和市场的控制、全球化进程等各种因素和力量的交汇是背后“看不见的手”。因此，更有建设性的工作，是研究农民经济逻辑的演变轨迹与社会变迁的趋势之间存在的普遍关联。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处于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市场经济迈进的转型期。对农民经济行为逻辑及其来源认识是否深入，对其所处的阶段把握是否准确，往往左右很多农村发展政策、项目的成败。从这个意义上讲，农民经济行为逻辑的研究，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基础工作。在广袤的中国乡村，千差万别的农民经济形态中，我以苗族社区郎德为个案的田野工作和相关研究，则只是这个基础中的一粒小小砂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