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在中国诗学史上一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经过一些诗论家的创造性改造后,逐渐演变为“以意为主”,其中既包含创作论,也包含批评与鉴赏论的原则。清初诗学领域掀起了内容与形式之争,为了更好的将内容与形式有机结合,吴乔继承了儒家“诗言志”的传统,并在“以意为主”基础上提出“意为主将”说,这既是对诗歌“真与雅”之争的一种回答,也是对“以意为主”说的总结。吴乔晚年作《围炉诗话》,该诗话长达十万字,体系完备,思想独特。不仅总结了前代的许多诗学思想,而且在创作论与鉴赏论上都提出了自己的诗论观点,可谓是一部集大成诗话著作,在当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吴乔在论诗上集中批评前后七子“有词无意”之诗,强调“意”在诗歌中的统摄地位,提出了“意为主将”。吴乔的“以意为主”本质上是对于儒家“诗言志”的进一步改造,相对于儒家诗学强调社会政治道德,“意为主将”说开始关注个体性情的抒发,并把“意”作为诗歌本体,诗歌创作因“情”而起,因“意”而发。在具体的创作过程中,“意为主将”将“识”作为发生机制,通过“境”的感发作用于“心”而生“情”,而后上升为“意”,因此诗歌之“意”实际上是感性与理性并存。强调诗歌之“意”其实就是重视内容与情感,但吴乔也并未忽视形式,强调辞句与内容互相配合,在诗歌中达到情感之真与形式之雅的诗歌创作最高要求,并以“酒饭之喻”来表示诗与文两种不同的形式对人的感染力之不同。为了真与雅的统一,吴乔又将比兴推向了更高的位置,不仅将比兴视作一种创作方法,更指出“兴”的心物相交特性,这种解读无疑是对比兴的创新。吴乔论诗以“意”为统摄,以“比兴”为尺度,以含蓄深厚为依据,指出古代诗歌创作的典范是杜甫之诗,逐句分析杜诗的优柔敦厚与家国情怀。进而他又指出学杜诗人中李商隐是典范,义山诗的晦涩乃是由于其思路深奥,认为李商隐在晚唐能自成一家。这无疑重新审视了李商隐在诗学史上的地位。受到明末清初时代背景与学术环境的影响,吴乔极力推许儒家诗教,有意打破明代复古诗学体系,将“温柔敦厚”的诗教纳入到“意为主将”的诗论体系中,将“意为主将”进一步提高到诗歌本体论的地位,一定程度上扭转了明代“重辞轻意”的不良诗风,匡复了诗道正统。在“温柔敦厚”的观念指引下,吴乔尤其推崇杜甫、李商隐之诗与晚唐诗,在清代诗坛再次掀起了学杜的风潮与对唐诗的大争论,为清代杜诗研究作出了一定贡献,促进了诗学研究的深入发展,提高了晚唐诗的地位,显示出独特的诗学旨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