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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世界上许多著名的大型金融机构相继陷入财务困境。在这种背景下,世界经济陷入前所未有的恐慌,而美国华尔街金融机构的高管们仍然享受着天价的薪资。有关金融危机背景下高竹薪酬竹制的讨论愈演愈烈,最终形成世界范围内一股对高管薪酬竹制的浪潮,高管薪酬成为当前国际大背景下的一个管制热点。与多数西方国家不同,国有企业在中国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相应地,国有企业的高管激励问题也显得尤为重要。薪酬管制作为转型经济中的一种现象,自始至终无法回避政企关系、特别是地方政府与地方国有企业之间关系这一重要问题。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中,其主要特点就是“大政府,小市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分权改革和企业的市场化改革成为影响地区经济发展和政企关系的焦点。据笔者测算,2006-2011年这六年间中央级国企和地方级国企高管人均年薪均呈上涨趋势,中央级国企高管的人均年薪从2006年的65.24万元上涨到2011年的118.33万元,增长率为12.65%,地方级国企高管的人均年薪从2006年的18.93万元上涨到2011年的33.77万元,增长率为12.27%,2011年国企高管最高的年薪达到529.64万元。高管薪酬上升能否反映其为公司创造财富的增加,已经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在薪酬管制的背景下,以公司市场价值作为切入点,研究中国国有上市公司高管激励机制,比较中央级和地方级国有上市公司中的高管薪酬的激励效应,分析现有激励效应、探索高管激励与市场价值之间的本质关系,以期为国有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制度的优化提供科学可靠的理论支持。本文的思路如下：首先梳理相关理论并回顾相关实证研究,找出现有研究的局限性,提出研究方向,其次对高管薪酬的构成、薪酬管制的背景、高管薪酬激励的路径及其对公司市场价值的影响进行理论分析,再次通过构建模型进行对比分析薪酬管制下中央级国有上市公司与地方级国有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对公司的市场价值产生的影响,论证了研究假设。结果显示：薪酬管制下中央级国企高管的年薪和持股水平对市场价值均产生显著的正效应;地方级国企高管的年薪与持股均没有对市场价值产生显著的正效应。最后总结全文并根据研究结果为政府对不同行政级别国有上市公司的高管激励建言献策。本文的创新点在于：一是本文的研究是通过构建适合国有上市公司特征的模型来进行的；二是本文在研究时考虑了薪酬管制这个制度背景；三是按照行政级别的不同将国有上市公司划分为中央级国企和地方级国企,有针对性地研究两种国有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激励效应,并分别提出薪酬设计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