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乡土中国,祠堂是凝聚家族的一条精神纽带,也是中华民族信仰崇拜和传统道德伦理的文化表征,在社会管理和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在古老的祠堂里,埋藏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块巨大的根茎。祠堂见证了家族的兴盛与颓败,也目睹了传统的衰落与现代性的发生。中国新文学则以激进的姿态,将古老的祠堂推上了审视与自我审视的解剖台。这一时期的家族、乡土小说作家,往往持着一种显在或隐在的拒斥态度,视祠堂为传统文化的象征,将它描述成一个压抑的、否定性的空间,让骤然苏醒的身体与欲望在这里接受规训、惩罚,甚至献祭。与此同时,桀骜不驯的并置空间总是与祠堂倔强地对峙,在空间的碰撞与交响当中,祠堂闯入者和突围者的双重失落总是在文本里激起一股潜流,彰显着身体的粗粝、躁动与野性。然而,局限于祠堂本体意义的模式化书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祠堂进入文学的广度、深度和丰富性。当代中国,面对着现代性所带来的新的压抑,不少作家纷纷回到传统的怀抱,重温新文学出发的目的和缱绻的乡愁。作家们对祠堂既眷恋又怀疑,既疏离又靠近的暖昧态度,正是现代人在道德秩序、价值信仰重建过程中矛盾复杂的心理状态的投影。也许,我们已经走得太远。既然不能回到历史的现场,我们不妨掇拾起祠堂那些散落在文学场域里的面影,回到原点,重新寻找当时出发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