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加快,时代的进步,世界范围内的人口流动量巨大,带来的是国际交流迅猛增加,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全球化带来的影响虽然对各国发展都有极大助益,但不可忽视的是巨大的人口流动使各种传染性疾病极速传播,例如2019年年末开始出现的极其严峻的新冠肺炎疫情。数量庞大的传染病等疾病患者面临的关键药物短缺是目前国际上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公共健康面临的主要问题,提高药品可及性在解决这一问题上的重要性凸显出来。由于愈趋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使高昂的专利药品价格成为了获取药品的主要障碍,药品专利对药品可及性有着深刻影响。专利强制许可制度作为专利保护的例外,能够从价格和供给量等多方面提高药品的可及性,是解决公共健康问题的有效途径。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法律体系在我国已经基本建设完成,但截至目前仍然处于零实施状态。因此,文章首先以药品专利许可在国际及国内的发展过程为研究基础,探究其在我国实施的困境所在。通过对比我国现行的包含药品专利许可的法律文件与Trips协定的相关规定,发现我国现行立法存在的内容分散交叉、相关法律用语模糊以及立法逻辑的瑕疵等问题是造成现今实施困境的主要原因。同时制度实施程序的繁琐、未明确的制度生效时间以及司法审查范围过于宽泛的问题导致了该制度难以付诸实施,需要进行调整。另外由于国际社会上存在的对该制度两极分化的立场,结合我国目前仍处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来自美国等强权国家的压力也是我国目前对该制度实施持谨慎态度的重要原因。其次,文章运用比较分析法对有代表性或者和我国国情相近的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实施情况进行梳理,总结其在我国实施道路上的重要经验启示。最后,结合当前国内对该制度的实施困境与国外的经验借鉴,本文认为可以从对立法的内容进行适当修改、明确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补偿标准和简化申请程序等多个方面对当前的制度进行完善。同时也应通过健全医药企业的法律责任以及完善国际合作机制等措施对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实施的外部环境给予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