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东北地区的佛教龛窟,其凿刻时代自南北朝一直延续至清末、民国时期,但以隋唐之时所凿龛窟及造像最为集中和精彩。也可以这样说,以广元、巴中为中心的川北地区,实际上集中了从南北朝晚期直至盛唐之时最为精美的一批佛教造像。这一造像“传统”,不但在川北地区得以延续,还扩展到了今达州、广安和南充等三市之地域,在盛唐以后直至晚唐五代的很长历史时期中,先后涌现出大量小规模的佛教龛窟及造像,从而形成了川东北地区贯穿于整个隋唐时期的开龛造像风潮。在川东北地区的隋唐佛教龛窟中,各龛窟的规模大小是有很大差异的,各龛窟的“地位”高低也是极其悬殊的。就整个川东北地区而言,在绝大多数时候,无论是在专家学者眼中还是在普通游客的知识视域之中,广元皇泽寺、千佛崖摩崖造像,以及巴中南龛摩崖造像,毫无疑问是知名度最高的。此外,广元观音岩(也叫五佛岩)摩崖造像,通江千佛崖摩崖造像,以及巴中北龛、西龛、东龛及水宁寺等处的摩崖造像,也因规模较大、成片分布而较早、较多进入研究者的考察范围,并已有部分研究成果发表和出版。在本文的研究中,笔者将这类龛窟称作“中心龛窟”,这既是基于其在从古至今的交通网络中的重要地位,更是着眼于其在历史流变中对周围龛窟凿刻的强烈“辐射”作用。大体上而言,中心龛窟往往是成片分布的规模较大的龛窟群,或若干个在位置上紧邻的龛窟“小群”共同组成的一个“大群”。且龛窟之间往往还多有相通、相似之处,这些相似性,恰恰就是中心龛窟之间的联系十分紧密的一种展现(1)。它们多已进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多份有关的调查报告以及较多的研究成果已经公布。与之相对的,本文称之为零散龛窟。其主要特征在于,龛窟规模都很小,但总的数量则较多,在川东北地区的乡野山间零散分布,真正构成了一条大致呈南北走向的“佛教走廊”。但有关这些龛窟的报道或资料,或者仅为最初步之调查,或者还根本未被测量以及编号。其研究成果基本为零,很多基本问题都尚未解决,故而本文写作中的很多资料是第一次公布,很多排年、考辨工作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本文着重完成以下几方面的任务:第一,在前期所进行的长达几年的大量实地踏勘工作的基础上,结合已刊发的川东北部分零散隋唐佛教龛窟的调查简报,基本摸清川东北地区隋唐零散佛教龛窟的家底。首先简要介绍其基本现状,然后从造像题记、造像细部比较等方面出发,确定龛窟的准确凿刻时间(或大致的凿刻年代),并就各处龛窟富于特色的龛窟形制、造像题材、造像布局及题记内容等问题展开考辨,最终尝试解决以下若干问题:零散龛窟在形制、题材等方面的来源,零散龛窟如何与其所处的地域社会互动,零散龛窟如何反映供养群体的信仰世界,零散龛窟如何对后续凿刻的龛窟施加影响等等。第二,在确定零散佛教龛窟诸要素的基础上,将零散龛窟与中心龛窟置于相反相成的关系之中,分辨同异,总结特征,抓住根本,确定性质。既明确中心龛窟与零散龛窟始终“各行其道”,亦看出中心龛窟与零散龛窟相互交汇——这两种存在状态的并行不悖,才共同构成真正的隋唐川东北佛教龛窟凿刻图景,以及这一区域佛教信众的信仰图景。第三,针对川东北地区零散隋唐佛教龛窟中的突出问题,如对人形化“天龙八部”造像题材的特别钟爱,如小型、微型龛窟中大量存在“二(像)佛并立”造像布局的特殊现象,本文结合大量造像实例进行了专题研讨。第四,对川东北地区零散隋唐佛教龛窟中若干富于整体性、完整性的造像龛窟群,如达州浪洋寺摩崖造像、广元金印山摩崖造像,本文对其进行了综合研究,既展现其前后相续的发展进程,还溯源探流以揭示其来龙去脉,更着意挖掘其内部蕴藏的信仰主题。同时,对具有争议性的一些话题,如广安冲相寺是否为“定光佛道场”,也进行了专题考辨。第五,受川东北地区隋唐佛教龛窟中大量密教题材造像(在广元观音岩、千佛崖等处尤多)的影响,本文推而广之,延伸探索,对四川(尤其是西蜀)密教与两宋画论的关系,亦专文予以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