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国家通过各式国家苑囿表现自身的国家观念,北京植物园是现代意识形态的集中展示。北京植物园地区在过去是皇家园林“三山五园”的一部分,新中国建立后成为国家植物园的建设地址,在其后又变为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和北京植物园。北京植物园中包含以“分类”和“共生”原则组织起来的植物和地景,其中体现的是意识形态的微观实践。本研究是关于北京植物园的意识形态研究,探讨的内容是北京植物园在民族-国家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的意识形态变化。北京植物园既是地理区域,又是历史建构过程。本文探讨内容包括新中国建立之后国家植物园的规划与兴建,也包括对于植物园前身以及“北京植物园”分裂之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北京植物园”和“北京市植物园”两个部分的分析。北京植物园所在地区包括皇家园林所残留被保存到今天的痕迹,如卧佛寺;也保留民国时期为中国民主革命做出贡献的名人名墓,各植物专类园,展览温室以及实验温室等。如果我们以共生与分类的视角去观察北京植物园,园中的地景可分为共生与分类两组:“分类”的各处地景区分了人类和自然,并努力促成文化和自然之间的转译;而“共生”的景物中则有意地将自然同历史和象征意义混合起来。植物园内外的节日和实践作为一个多种意识形态富集的苑囿,始终在传递着不同的知识。这些知识一方面表达植物学和理性主义,通过科普教育、出版科普书籍、策展科普展板等实践形式,环境保护、卫生健康、饮食安全等知识以分类树的形式传递进入公众的思想;另一方面,植物园也是一种共生关系的表达,基于对本国文化的欣赏,以及对各国园艺的相互借鉴,植物园既展现爱国情怀,也达成民族-国家间的认同。根据北京植物园的意识形态研究,本文认为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对于民族主义的思考富有洞见,也有所的欠缺:首先,民族-国家不仅基于文化根源想象自身,同时存在基于理性主义的创造基础;另外,在已经形成的现代世界体系中,民族-国家的存在依靠互相之间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