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产品内国际分工开始出现并逐渐主导了国际生产与贸易的形态,这一新型的国际分工模式将国与国之间基于比较优势的分工从产业与产品,深入到产品内部的工序和流程,由此所形成的全球生产网络进一步强化了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对分工参与国乃至全球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作为新国际分工体系的后来者,以发展加工贸易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为突破口迅速融入全球生产网络。在此过程中,中国的制造业部门高速成长,并已赢得“世界工厂”的声誉。然而,也有人指出中国制造业只是数量型增长,发展水平其实并不高。国内虽然已有较多文献评价了中国的分工地位,但研究视角大多停留在传统分工层面,其结论有待商榷。本文基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客观背景,从全球价值链视角对中国在新国际分工体系中的竞争力和地位进行综合评判,检验产品内分工对中国制造业的技术升级效应是否存在,并以发展中国家的样本数据和历史经验,探讨如何才能更好地承接国际外包业务,以及更快地提升全球价值链位置。通过贸易数据的深入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在产品内分工体系中的专业化层次较低,主要扮演“加工车间”的角色,尽管高技术产业和高技术产品发展迅猛,但竞争力集中在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生产阶段,从中获取的分工利益极为有限,总体而言,目前处于新国际分工体系的中低端位置。但纵向比较结果显示,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了产业升级和技术升级的阶段性目标,比较优势逐渐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延伸,国际分工地位也有了明显改善。中国在融入东亚生产网络的过程中,逐渐崛起为东亚制造中心,削弱了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网络影响力。同时,中国崛起的竞争效应推动网络成员乃至网络整体的专业化层次提升。借助中国在产品内分工各流程的衔接合作,东亚生产网络的内部联系进一步强化。此外,中国演进为东亚出口平台,使得东亚生产网络对世界市场出口的“双边贸易”转变为经由中国的“三角贸易”模式。以中国的制造业部门作为研究对象,基于1995-2006年间的面板数据集,本文对产品内国际分工与生产率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以检验这种新型国际分工模式是否产生了技术升级效应。研究发现,产品内国际分工从进口和出口两方面共同促进了生产率增长,但出口的贡献更大。分工的技术升级效应在近几年才开始显现且主要来源于零部件贸易。中间品出口通过熟练劳动力偏向的劳动要素配置效应以及其他途径间接推动技术进步,而中间品进口对于技术升级的作用则更多地依赖于投入引导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利用20个发达国家(地区)和40个发展中国家的双边中间品贸易数据,对发展中国家承接国际外包的决定因素进行实证检验。截面样本和面板样本的计量结果显示,发展中国家的劳动成本和交易成本对发包方的区位选择都具有显著的影响,但低技术含量的外包业务更偏好选择低工资国家以节约劳动成本,而高技术含量的外包业务则更偏好选择高质量服务的国家以节约交易成本。中国在劳动成本和交易成本的大部分指标上都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今后要更多地依靠服务和制度条件的改善,以抵消劳动成本上升的不利影响。40个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数据表明,产品内国际分工对于价值链提升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但主要来源于高层次分工合作的贡献,并且这一作用的发挥要以人力资本、服务质量以及制度环境等支持性条件的满足为前提。中国在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过程中,价值链位置得到较大幅度的提升,交通服务质量的改进和偏向于高层次分工的政策引导起到关键作用,在人力资本和制度环境上还有进一步改善的潜力。最后,对全文的研究结论进行了归纳总结,并在深入剖析中国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现存问题的基础上,从全球价值链角度对制造业升级问题做出了深刻的思考,并就如何在全球生产网络中发展中国制造业的问题提出了几点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