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教师教育存在的问题,可以归纳到对教师类型及其蕴含的认识论上。不同的教师类型,如“道德示范”、“技术理性”、“反思实践”都反映了某个特定历史阶段的教育理念与价值追求。教师类型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着教师教育的目标设计也决定着教师教育的实践。因此,本文以20世纪以来美国教师教育转型发展为研究对象,从“需要什么类型的教师”这个核心问题出发,结合20世纪以来教师培养目标的变化所引起的教师教育的转型发展进行分析。最后,对某一历史时期的教师教育实践进行追察与评判。具体内容如下:培养“道德示范”型教师的“师范教育”,是美国20世纪20年代之前教师养成的基本形态和性质。19世纪之前,受西方哲学德性观的影响,接受教育逐渐成为人的发展历程中一项特定的使命,对青年的所有教育都从属于道德目的,教师为此才被赋予了道德权威,意即教师可以避开一些技术或知识,但不能放弃社会所赋予这一角色的道德责任或承诺。另外,受英国“艺徒式”教学方式的影响,教师教学以示范为主,教师以道德楷模的形象来训诫、教导学生。这种教师教育模式认为学会教学基本上是一个不断体验和反复练习的过程,认为未来教师所需的知识和技能主要依赖观摩和借鉴其他教师的教学实践以及自己的教学经验。这一教育教学方式在美国延续了很长时间,直到1839年,第一所公立师范学校在马萨诸塞州创立。在贺拉斯·曼等公共学校领导人的极力推动下,大量的公立师范学校在全美纷纷出现。这些师范学校大都附设示范学校,以培养“道德示范”型教师为主,将道德教育放到较为核心的位置。受公立学校运动及基础教育普及化发展的推动,“道德示范”型教师教育得以规模化发展,为公立中小学提供了数量可观的教师。20世纪之后,提高教师质量、推进教师职业成为一种专门职业的要求此起彼伏,传统的道德权威性的、以“艺徒式”示范教学为主的“道德示范”型教师已经渐渐不能适应时代与教育发展对教师教育的要求,“道德示范”型教师教育面临转型发展的契机。需要说明的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道德示范”型教师仍然是教师职业培训的一种潜在性假设目标。20世纪30年代之后,技术理性主义的触角伸到近代以来的各种专业教育之中,包括教师教育。受此影响,教学过程成为一种技术过程,教师成为这一技术性职业的执行者----教学技术员。师范院校也开始逐步引导教师成为能够熟练传授知识和掌握教学方法的技术员,并按照“技术理性”主义的教学规律塑造符合社会理性的标准化公民,即假定教育技术、理论是普遍存在的,教育实践是应用理论、检验理论的环节,实践者仅仅是工具性的问题解决者。之后,公、私立大学因为具备较高的学术水平和良好的社会信誉,逐渐成为师范院校努力效仿的榜样。大部分师范学校通过延长修业年限和提高入学标准等措施,开始努力向着高等教育的科层挤进,转制成为师范学院进而成为州立大学或州立大学的一部分,公私立大学逐渐步入教师教育的中心位置,教师教育逐步实现了“大学化”。教师教育大学化的历程也伴随着教师教育道德向度的逐步消解以及“技术理性”型教师培养目标的形成,“技术理性”型教师教育得以开展并获得发展。最终,美国的教师教育选择了追随其他有声望的如牧师、医生和律师等职业的发展路径,以综合性大学为主的教师培养机构努力增加博雅教育的内容并将教育学科发展成为一种应用学科。然而,20世纪中期之后,“技术理性”型教师教育因为过度崇尚科学与技术所带来的教学效果,忽视教师的自主性发展与主体性探究以及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相脱离等问题而受到包括柯南特在内的教师教育者的质疑。“技术理性”型教师所采用的线性知识传授方式,因为考虑不到不断变化的实际教学情境而受到了批判。在此背景之下,舍恩的“反思性实践者”为认识教师的专业形象提供了新的思路,即从理解教师职业的“临床”和“现场”的特点来把握教师职业的内涵。教师不是由外在的技术与原理组装的“技术熟练者”,而只可能是在实践中并通过实践不断建构和提升自身经验的反思性实践者,“反思实践”型教师培养目标得以形成。20世纪80年代之后,美国的“反思实践”型教师教育受到来自基础教育改革、教师专业化运动、认知心理学发展以及行动研究等多重因素的驱动,迈入繁荣发展的轨道。总之,二十世纪以来美国教师教育的发展历史就是一部教师类型及其培养体系、思想、理论和实践的转型变迁发展史,具有其发展的历史必然性。美国的社会发展与变化从根本上要求和呼唤着美国教师类型及其培养体系的转型发展;传统的教师道德楷模观、近现代的技术决定论和现当代的主体能动实践观,以及基础教育规模扩展与提高质量的需求和教师养成机构的升级,直接促成了这种历史性转型。这种历史性转型发展不仅使美国教师类型及其培养体系不断开拓进取获得新的内涵和升级,而且实现了美国教师类型及其培养体系的全质丰富和提升,形成了最富内涵和活力的、“道德示范”与“技术理性”有机融合的“反思实践”型教师教育,其启示价值和借鉴意义实该为当代教师和教师教育理论与实践从业者所理解和记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