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是非语义性的艺术”,这似乎已成为不争的定论。这种观念实际上源于语言学概念(即以其所指的关系来判断音乐材料是否所指明确)并得出否定性答案而形成。加之嵇康的《声无哀乐论》的影响,长期以来,人们(尤其是中国的文人们)便多侧重于音乐非语义性的研究,而忽略了对音乐语义性的研究。然而,正如波兰音乐美学家卓菲娅·丽萨在谈到音乐的意义时说:“我们并不问:一个动机、乐句、乐段表示什么意思,而只是问:一个动机、乐句、乐段对于我们来说是如何成为可以理解的?如何具有意义的?我们要研究的也正是音乐这个‘意义’。”“音乐在自己的‘语义场’中在概念和表象上是非单义的、不确定的;音乐的意义在变化着,这变化取决于欣赏者的解释,取决于欣赏者处于什么时代,什么地理区域等等。但尽管如此,音乐毕竟总是意味着什么,传递着某种意义。”——从符号学的角度看,音乐既然“传递着某种意义”,它也同样具有语义性。更何况,音乐的发生与语言是密不可分的。音乐的音调的最原始状态是语言的“长言”与“嗟叹”——“故歌之为长言也,长言之也。说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语义表达的——“言”的最高层次是用咏歌来体现,可见语言的语义性表达并非绝对优于音乐。古文“悦”“说”通用。在《礼记·乐记》的那段著名的论述中,用“说”而不用“悦”,其中的微妙差别就在于:“悦”仅有情感之内涵;而“说”则包含了情感、语义等一切所欲表达的内容。更进一步确证了:与语言中既有“啊、哦、唉、嘿、之、乎、者、也……”等许多非语义性的词语,也有语义性的词语一样,音乐除了非语义性的特征之外,也具有语义性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