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环境约束下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是我国面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本文以环境与经济增长的矛盾为主线,以化解二者矛盾的主要途径——技术进步、技术扩散、产业结构调整和国际贸易——为重点,深入地研究我国经济实现环境约束下可持续增长的规律,并提出未来发展的政策建议。首先,本文运用阈值面板方法,对我国经济增长与环境二者之间的关系作再检验,研究发现二者之间尽管不存在精确的如环境库兹涅次曲线假说所描述的倒U型关系,但是存在显著的阈值效应。在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的阶段,经济增长对污染排放有显著正影响,过了某一临界值后,这种作用会减弱、甚至由正转向负。同时,经济增长速度也有阈值效应,如果超过人均GDP增长速度10%,经济增长会造成污染排放超常增加。为深入分析影响我国环境质量的影响,本文采用两阶段的LMDI方法对以影响我国二氧化碳的相关因素进行分解,发现能够实现产出增加而污染排放减少的主要力量是技术进步,结构性效应总体上不显著,并且污染排放受经济增长周期性波动的影响极为显著,2000年以来“高投入、高排放、低效率”的经济增长方式直接导致了碳排放的显著增加。总体上,经验研究表明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处在工业化中后期经济规模与环境污染排放同时增长的爬坡阶段,通过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环境质量改善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其次,本文在新熊彼特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框架下,引入环境政策、环保技术进步等因素,研究在垄断竞争、创新激励与创造性破坏条件下,技术进步和技术扩散对于化解环境与增长冲突的的重要意义。研究表明技术进步是实现可持续增长的根本途径,环境政策是必要条件,仅有环境政策而无技术进步无法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而仅有技术进步而无环境政策约束,经济增长的后果是灾难性的；环境管制会降低稳态时的经济增长速度,但是相比于巨大的环境收益这个代价是极为微小的；在熊彼特机制之下,“波特效应”存在,并且环境管制会加速创造性破坏的过程,有利于经济增长。同时,环境友好型技术扩散缓慢是实现可持续增长目标的重大障碍,环境管制的增强有助于缩小落后地区与技术前沿的差距,加快技术扩散。经验研究表明在我国东中西部之间存在显著的技术差异,加速技术向中西部扩散,有助于全国的环境效率提升；对于只带来成本增加不能带来直接经济效益的环境友好型技术扩散要比能带来直接经济效益的技术扩散困难得多；研究还发现我国发展越落后的地区技术创新能力越差,反过来又进一步制约了经济增长和环境效率提升。第三,除了技术进步因素之外,本文进而考察了产业结构调整与国际贸易对实现环境约束下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作用。研究表明,在人类长期经济增长的视角下,产业结构变迁是决定一国长期环境质量的根本因素；结构效应对环境的作用也呈现倒U型,即随着工业化程度加深,工业发展会带来环境污染大幅增加,随后当产业结构基本稳定,结构性因素对环境影响降低；在环境政策作用下,产业结构将向有利于环境改善的方向调整。同时,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为实现可持续增长的环境政策会影响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流向,并且其作用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而增强。我国经验证据表明,不同污染密集度的产业对环境的影响是不同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出口比重下降,资本密集和技术型出口的比重上升,这一演进过程正在对化解我国环境与经济增长的冲突起到积极的作用。最后,在我国当前特殊国情之下,本文提出了我国实现环境约束下经济可持续的增长发展道路——“低碳工业化”,我国既要遵循产业结构演进的规律,加快工业化进程,又要化解经济增长与环境的冲突,要通过政策工具的创新,以低碳的生产方式和低碳产业逐渐替代高碳的生产方式和高碳产业,实现绿色、和平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