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对金融系统性风险问题的研究曾一度活跃于2005年,但从资产价格波动与其关系角度入手的分析尚未大量展开。从2007年开始,资产价格波动对经济金融体系影响的问题再次因次贷危机而复活。基于在后危机时代对历次危机的理论性反思,和当前资产价格上升速度较快形势下对我国未来可能发生状况的预警,资产价格波动与金融系统性风险关系问题成为一个值得去研究的课题。本文着眼于资产价格波动与金融系统性风险的关系,研究金融系统性风险的产生原因,传导机制,有效调控措施与预警机制等问题。试图采取不同于新古典理论的研究范式,尝试以剑桥增长公式为基础,主要基于抵押机制的假设,以货币量值计量,考虑存量与流量相结合的问题,建立表述资产价格波动与金融系统性风险关系的理论模型,并做出检验和预测。本文首先重新解释了金融系统性风险的产生原因。综合现有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对金融系统性风险产生原因的解释已由早期的社会制度视角过渡为经济原因视角,而近期在各种经济原因的解释中涌现更多的则是基于资产价格波动的解释。不可否认非资产价格波动的原因具有一定解释力度,但在深入探究后发现其中都蕴含着资产价格波动的影子。由此笔者提出,随着金融市场规模逐渐扩大,金融系统性风险产生的主要原因可归结为资产价格的异常波动。本文建立的资产价格波动与金融系统性风险关系的理论模型,是围绕家庭部门、非银行企业部门、银行部门的一般均衡模型。在资产价格与外生变量既定的条件下,该模型存在唯一的均衡稳态解。当资产价格可变时,均衡稳态解不再唯一。本文围绕系统的均衡稳态解能否实现,描述资产价格波动影响下金融系统性风险的传导过程。在描述的过程中对所涉及的资产进行分类,以非银行企业股票的二级市场价格,银行股票的二级市场价格和房地产价格分别讨论其波动对金融系统性风险的具体影响过程和影响效果。这样能够将资产价格波动对金融系统性风险影响问题描述得更为具体和明晰,从而为调控提供新的有益建议。为此,本文也对现有的一些调控政策在调节金融系统性风险方面的有效性进行了重新评价。本文通过分析认为,系统处于均衡稳态时模型内各变量名义货币量值间的比率存在稳定关系,广义货币供给增长率与之也保持稳定的关系。为此提出,货币政策应以稳定的广义货币供给增长率为主,同时保持各比率关系的稳定,以促进保持系统稳定；财政政策在调解系统方面更具有效性。从而将弗里德曼的政策主张和凯恩斯的政策主张相融合。这也是对凯恩斯货币分析主张的一种回归。本文基于所分析出的资产价格波动呈现正反馈效应的特征,结合复杂性科学的分析理论,提出资产价格的运行过程类似于一个复杂性系统的演化。由于资产价格下跌比资产价格上涨对系统产生的影响更大,因此,按照复杂性系统的演化路径,尽可能的通过外界监控推迟使系统崩溃的临界态的到来,或至少在临界态到来之前做好充分的准备,将损失降低到最小,是防控资产价格波动所带来的风险的一种现实可行的思路。基于这种思路,并融合本文的理论分析,通过改进微观测度技术,本文构建了对资产价格波动的监控与预警系统的一般框架。在理论阐述的基础上,本文联系金融危机的国际典型案例中的数据,实证了资产价格波动与金融系统性风险关系的存在性。并且结合我国市场实际运行情况,实证分析了我国资产价格波动特征,资产价格波动对我国经济金融体系的影响与产生金融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外部调控措施的效果,设计了适合我国资产价格波动的监控与预警系统的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