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生产网络下的中间品贸易使得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需求出现了有利于高技能劳动力的转移。中国的中间品贸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使用本国的廉价资源和劳动力禀赋,生产层次较低的中间投入品再输往国外;二是从国外进口中间投入品,利用本国的劳动力禀赋对其进行加工和组装,生产成最终产品或中间品后出口到国外(即加工贸易)。加工贸易已经成为中国融入全球生产网络的典型形态。毫无疑问,中国已经深刻地融入全球生产网络体系中。但全球生产网络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非常复杂的。据联合国计划发展署的计算,2005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5。国内的收入差距加大,技术水平不同的劳动力之间的工资差距更是明显的增大。中国在融入全球生产网络过程中是否也使得劳动力需求出现了有利于高技能劳动的转移,同时,网络内贸易结构的变化、不同治理模式下的网络内参与主体的地位安排和利益分配、网络内的人力资本积累机制、外部治理机制(包括工会、跨国公司和政府三个主体)等与技能劳动和非技能劳动的工资差距的关系以及全球生产网络作用下的传导机制与传导效果是怎样的,这即是本文研究的问题。现有的研究对中国等外包承接国在融入全球网络分工体系中的价值分配机制、治理机制、人力资本机制等未给予充分论证和研究.而且对制造业内不同细分行业如玩具、纺织服装、机电、汽车、电子等相对工资的状况没有进行考察。本文在全球生产网络的分析框架下,建立中间品贸易模型,从理论角度分析了中间品贸易对相对工资差距的影响;并利用全球生产网络分工体系下的内部治理模式、人力资本积累机制和外部治理机制的动态变化,更深层次地探讨相对工资差距的动因。通过理论、实证和案例分析展现了多种影响途径和渠道并厘清相对工资的动态趋势。首先,从贸易结构来看,全球生产网络的中间投入品贸易是扩大抑或缩小相对工资差距并不确定,要视中间品贸易的生产效应、替代效应和行业效应而定。全球生产网络治理模式,即网络内的位置安排和利益分配会对技能和非技能劳动的相对需求产生影响。利用“市场型”、“模块型”、“关系型”、“领导型”和“等级型”五种治理模式深入分析不同治理模式下的代表行业:纺织服装、玩具、汽车、电子、机电等,具体讨论相对工资的变化。全球生产网络使处在分工的较低层次上的劳动的横向差别减少,资产专用性弱化为通用性;另一方面,它又使得处在较高层次的劳动差别扩大,并日益专门化,专业化知识在分工中的重要性日益显著。随着企业升级、形成均衡网络型主体,越来越多的价值增值环节需要依靠高素质劳动力,中国技能劳动力的使用比重随之提升。由于中国的非技能劳动力存量大,工资水平提高缓慢,而技能劳动力存量小,工资水平提高迅速,因此,工资差距拉大。全球生产网络下的内部治理模式对工资差距的影响通过两种不同的机制实现:一是通过利益分配机制,网络内企业的利润分配和地位安排的不均衡会固化广大非技能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二是通过扩大技能边际产出的差别,使得相对工资差距的变化体现了劳动力的生产效率差异。其次从相对供给的角度看,全球生产网络的人力资本积累机制(包括教育机制、培训机制、“技术溢出”及“干中学”)并不利于非技能劳动的人力资本投资。接着,本文考察全球生产网络外部治理的三个主体:工会、跨国公司及政府,分析中国的工会、社会资本与劳资力量对比、跨国公司实施企业行为守则、最低工资立法和执行以及政府加工贸易政策变化,进而讨论对不同行业、不同企业相对工资长期动态趋势。最后,建立计量模型,选取中国加工贸易前九强省市:广东、上海、江苏、山东、浙江、天津、福建、辽宁、北京等地1999—2006年宏观工资数据进行面板回归分析,实证结果显示:中国以加工贸易形式融入全球生产网络,其出口,会扩大对技术和非技术劳动力的需求,但技能劳动力的工资上涨幅度要高于非技能劳动力的工资涨幅,从而相对工资差距扩大。短期内中间品的进口减少了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和就业,长期内政府和企业都会意识到技术创新的好处和重要性,企业创新能力的构建能够将中间品进口的技术溢出吸收转化,形成在全球生产网络内各主体之间更为平衡的利益关系,取得产品升级、工艺流程升级甚至功能升级、跨行业升级。从而中间品进口会扩大对技能劳动力的需求,相对工资差距拉大。人力资本投资的供给增长由于未能满足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工资差距拉大;但长期内,人力资本积累机制的完善会促使更多的低技能劳动力获得更多的人力资本投资,从而技能溢价降低,相对工资差距会逐渐缓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会相应提高工资水平,表明在我国资本品投入的变化,如机器设备的购买和更新,使用新型的计算机、建筑物的建造等,会对劳动力素质和技术水平提出更高的要求,相应地提高技术劳动工资。本文研究的范围只包括有形的商品贸易,企业与企业之间进入产品生产过程的服务贸易则未计入。作者希望能够在这方面做出后续研究。本文建议,进一步深化全球生产网络在国内生产环节,以提升价值升级空间和生产扩散空间:有效转移低端生产环节,有效促进非技能劳动力就业。完善最低工资立法、执法与平均工资水平增长机制,加强非技能劳动力人力资本积累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