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任子制是高级官员任举子弟为郎的制度。根据《汉书·哀帝纪》应劭注引《汉仪注》的说法,汉代秩二千石以上、视事满三年的官员,可以任子弟一人为郎。任举是保举的一种形式,保举即负有连带责任的荐举,荐举者是否对其所荐者负有连带责任,是区别保举和一般荐举的主要标志。秦时,举主的连带责任普遍存在于官吏的任用之中,但这些保举并非都是任举,而是包括除用和任举在内的各种情形。除用是长官选用自己僚属的方式,被除者是长官的属吏。任举是向君主推举非自己僚属的官吏人选的方式,体现了保举为官的精神,即举主保任被举者担当某种官职,在被举者这一官职的任内,举主必须与其共同进退。汉代的保举主要有察举、荐举、辟除等多种方式,与任举不同,它们更多地体现了种保举为贤的精神。保举为贤以品质为责任的根本所在,举主必须保证被举者是某类贤才；保举为官以官职为责任的根本所在,举主实际上担保的是被举者任官的历程和结果。西汉前期,任举还是一种比较常见的保举行为。然而,随着察举各科目的建立和完善,应科举贤的精神逐渐垄断了选举的舆论要求,任举所体现的保举为官的精神日益衰落,渐渐不为人所重视和理解了。任子制是任举精神的实践,从任举的角度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任子制在汉代的兴衰。任子是西汉入仕为郎最主要的途径,这决定了西汉上层官僚政治的面貌。任子者在选择所任对象时,倾向于将这一机会留给嗣子以外的子弟。任子制给了被任者起家的官职,而西汉无论是被任入仕、为公府掾入仕还是察举入仕,其升迁经历都可能具有一致性,即西汉时官员仕途的升迁主要视其个人情况而定,与其入仕的方式关系不大。武帝时,就可见对任子制的批评。直到哀帝时,始有废除任子制的诏令。任子制在西汉一代长期盛行,不应仅仅视为上层官僚阶层自我保护和自我延续的结果,它也是任举之途长期存在于西汉选举制度中的体现。然而,随着举贤主义在选举之途中的兴盛,仃举的行为在实践中不断减少,任子制中所谓的任举也进一步淡化了其责任的因素,任子制更加体现为一种优待,最终被视为完全意义上的弊政而被废除。东汉可以见到许多恩荫性质诏除为郎的现象,虽然这并非任子制的实践,然而二者都带有世袭为官的因素,具有一定的可比性。东汉初年,任子郎与西汉时期相同,仍是一条较为常见的入仕途径。明帝、章帝以来,任子为郎与诏除为郎一样,被认为是恩遇优待的体现,并不是选贤举能的入仕方式。任子郎的地位下降,通过其途入仕者得以升迁的机会很少,实际中通过任子制入仕者也有所减少。可见,东汉时,任子制对上层官僚政治的影响远远小于西汉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