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传记自诞生以来吸引了无数读者和评论家。这些传记将文学作品的作者从幕后推到了台前。然而近年来,作家们在写作该体裁的作品时,加入了更多虚构与想象的成分。真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本文将通过研究朱利安·巴恩斯的《福楼拜的鹦鹉》与大卫·洛奇的《作者,作者》来探讨当下文学传记的特点。这两部小说既有相同之处又相互有别,两者均为当代作家对一个世纪前的已故作家进行描摹,而前者具有后现代小说的特质,后者则更传统。通过对两部作品的比较分析,本文试图探究当代文学传记的叙事特征,分析从中所反映出来对于历史叙事的看法和态度。　　 通过对于两部小说叙事内容和叙事方式的研究,不难发现小说式传记实乃作者依据个人主观视角和意图而建构起来的文学作品。首先,传记的内容不再忠于现实,甚至都不再符合逻辑。作者根据个人的需要,来选择纳入文中的内容。必要的时候甚至通过自己的想象来添油加醋,文章的真实性自然受到了拷问。其次,在选取内容之后,作者进一步根据需要选择合适的叙事方式来表述这些内容。叙事方式并非客观的载体,即使是相同的内容,由于叙事方式的不同,效果也截然不同。例如当代作家打破传统传记写作的惯例,不再隐匿于文本之外,而是有选择性的穿行于文本之间,将主观看法带入本应尽量客观的传记中,使得文本具有明显的建构性和主观色彩。同样,这些文本并非单纯关于传记对象,它们亦是作者为自己建构的一面镜子。对前人的研究往往基于强烈的个人需求,在文本中可以发现,作者诉诸于前人的经历,寄希望于为当代文化困境找到答案。　　 除却文本的主观建构特性,两部小说也透露出当代文化语境下,历史叙事所展现的危机和意义。尽管文本在很大程度上受控于作者本人的主观意图,但是任何文本都无法摆脱一定的社会历史束缚,从而不可避免地反映了一定的文化现状。在文学创作中,这一股对于历史上的个体的叙事热情并非无源之水。在当下,渴望通过他人的人生经验来摆脱个人的渺小和局限感,对于现实的不安,信仰体系的崩塌,都促成了我们在理想化的历史中寻求安全感和人生答案。然而经常遭忽略的一点是,历史其实并不属于真实的范畴,而是属于语言的,任何关于历史的表达都必须通过语言来实现。而语言系统本身以及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都并非一成不变始终保持稳定的。语言受到外界例如特定社会、历史时期、个人视角等因素的影响,无法独立于价值体系之外而存在。因此历史所具有的传统意义,例如真实可信,都遭到了颠覆。然而两部作品同时也告诉我们,历史本身并不是不存在,而是所谓客观真实的历史意象只不过是我们的美好愿望,任何历史叙事都是带有主观色彩的,作为接受者必须有着自己的建构和原则,才不致于被其他的意识形态所诱导。种种的历史叙事带领我们一步步逼近真相,然而关于过去的真相永远不可能完全掌握在我们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