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大学思想的贫困，来源于学者创造力的匮乏，而创造力只有在自由的状态下才能产生，这就要求大学学者具备独立人格，在精神上不依附于一切人和物，摆脱他者的羁绊，惟此才能生成创造力，产生新思想。　　 现代大学学者是指身处大学组织当中，以真理和知识为追求，以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为己任，履行教学、科研与社会服务职能的人。大学学者不同于综合了知识性、批判性、公共性和独立性并被人们赋予一定价值期待的知识分子，大学学者的角色身份决定了其所负载的权利和义务，知识本身的价值中立强化了学者角色的客观性，因此大学学者是一个中性的词汇。独立人格同样也是一个去道德化的中性词。在中国的语境中，人格一词的使用总是偏向于道德人格和伦理人格，而西方的人格指代自由个体及相应的行为特点、个性特征，人格的私人性和个体性是西方人格内涵的关键，其中不包含任何道德判断。独立人格意味着摆脱对人、对物的双重束缚，形成独立的自我，它所强调的正是西方人格的内涵，因此，中文表达的独立人格规避了道德化倾向，成为回归西方人格原意的词汇，专指自由、独特的个人特质。作为一个公民，大学学者的独立人格意味着他（她）是自由而独特的个人;作为承担学术职业身份和社会角色的个体，他（她）的独立人格中除了包含人的独立，还承载着学的独立。因此，大学学者的独立人格是指在大学中从事学术活动的自由个体所拥有的独立特质，其内部包含了双重独立，一方面是普遍意义上人的个体独立，即人的独立;另一方面是学术活动自身所要求的独立，即学的独立。人的独立与学的独立之间存在相互冲突的紧张感，而人的独立内部思想的绝对独立与肉身的相对独立之间也存在紧张感，这两对“独立”内部所存在的“紧张感”，成为了本研究在理论上的问题根源。静态剖析大学学者独立人格的内在逻辑结构之后，还可以发现大学学者的独立人格是一个动态生成的概念。　　 个人的独立和自由经历了一个从自然到自觉的历史过程，不同文化背景下其生成状况存在巨大差异。同时，关系到大学学者生存的组织和制度，与独立人格之间也有密切的互动，制度对个体来说具有先在性，个人的思维会受到固有模式的影响，学术领域的游戏规则在无形中引导或牵制着个体的行为，制度环境的好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学者独立人格的生成状况。无论是文化还是制度，对于个体来说都是外在的，独立人格还有心理生成这一内在形式。个体在互动中认识自我，同时，伴随着个体化人会产生焦虑和不安全感，因此，独立人格需要获得保护并通过积极的途径疏导负面影响。　　 历史演变、文化传统、制度规则、心理认知构成了大学学者独立人格生成的不同维度，他们最终都汇聚在个体的生命历程当中，相互作用、共同影响着独立人格的生成。因此，通过呈现特定时空中个体的生命历程，进行相对意义上的比较分析，就可以挖掘出影响独立人格生成的因素及其作用方式。　　 在周一良和钱理群的个案分析中，通过对两组关系的解读，周一良和钱理群二人独立人格的生成过程及影响因素获得了自然呈现，所面临的困难和矛盾也浮现了出来。通过周一良的个案，可以发现在独立人格的生成过程中潜藏着危险，偶像崇拜剥夺了崇拜者的独立人格，封闭的社会环境和大学组织排除了个体自由选择的机会，导致学者在强权和暴政下相继丧失人的独立和学的独立。通过钱理群的个案，使独立人格内部人的独立与学的独立之间的冲突暴露出来。作为学院知识分子的钱理群，一种身份是带有一定的价值倾向，强调行动实践的精神界战士;另一种身份是从理性的学术规范出发，倾向于沉寂思考的学者。两种身份之间形成了难以消弭的紧张感。　　 从个案回到当下，大学学者独立人格要顺利生成并扎下根基是一个艰难的过程，特别是在二十一世纪今天的中国，大学学者独立人格面临着政治与市场的双重挤压，二十世纪80年代启蒙所倡导的学术自由、学人独立的精神，在目前来看其生长空间是狭窄的。但只有实现个体启蒙才能孕育出独立人格，因此，不能放弃尚未完成的学界启蒙使命，通过重新确定启蒙的主体、重点和实现方式，从文化培育的角度促进大学学者独立人格的生成。同时，倾向于完善个人内在修为的文化培育还需要制度作为保障，首先，通过完善法律保障学者的基本人权;其次，大学在国家的宏观治理下要善于发现改革的契机、条件和空间，通过自下而上的渐进努力，为学者的独立人格提供一个安全、包容的生长环境;第三，学术界要对学的独立进行集体反思，每一个学者都要在理性的怀疑精神引导下，重审自己思考问题的方式，以及研究的工具、过程、结论，排除其中的非学术因素，通过个体的主动参与构建起真正自主的学术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