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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和目的肺癌是最常见的恶性肿瘤，手术联合化疗是目前治疗肺癌的标准手段,但绝大多数肺癌患者确诊时已失去手术机会，一部分即使进行手术仍存在较高的复发和转移率。发展更为有效的肺癌辅助治疗措施已经迫在眉睫。近年，肿瘤生物免疫治疗逐渐出现在临床应用中，早期的肿瘤生物治疗策略主要集中在正向提高肿瘤患者的抗肿瘤免疫功能。但近来许多研究提示肿瘤患者体内存在免疫抑制和免疫逃逸是影响生物免疫治疗疗效的主要原因。随着对肿瘤免疫和肿瘤微环境研究的深入，造成肿瘤患者免疫抑制状态的因素也日益明晰。髓源抑制性细胞(MDSCs)在多种肿瘤患者外周血和肿瘤组织中的比例显著高于正常人，是参与免疫抑制和免疫逃逸从而影响抗肿瘤效果的主要因素之一。目前已有许多关于MDSCs表型和功能的研究，根据表面标记物的不同MDSCs被区分为单核系和粒系，并发现不同类型的恶性肿瘤其MDSCs的表型和数量分布其实存在差异。Han-Pin, Kuo研究组采用CD14和CD11b作为表型标志，将MDSCs分为CD14+CD11b+cell(M-MDSC)和CD14-CD11+cell(G-MDSC)两群。已经发现MDSCs在多种恶性肿瘤中异常聚积，并与肿瘤患者的预后相关。但关于非小细胞肺癌中两群MDSCs的研究仍是有限的，我们参照Han-Pin, Kuo研究组的分群方式分析非小细胞肺癌中两群MDSCs的差异及与临床参数及化疗的相关性，并进一步分析它们的作用机制，为肺癌免疫治疗寻找新靶点。方法收集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化疗前后和健康人外周血6ml，采用密度梯度离心法获得单个核细胞，采用流式细胞术（FCM）检测外周血中CD14+CD11b+cell(M-MDSC)和CD14-CD11b+cell (G-MDSC)水平及CD4+和CD8+T细胞表面Tim3、PD-1和CTLA-4的表达；并采用磁分选和流式分选提纯M-MDSC和G-MDSC，继而通过real-time PCR分析两群细胞ARG1、HIF-1、COX-2和IL-10等抑制性分子的表达水平；两群MDSCs与CD8+T细胞和肿瘤细胞共培养，检测T细胞和肿瘤细胞的增殖和凋亡；连续检测每周期化疗后患者外周血中G-MDSC和M-MDSC的比例。结果1.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外周血G-MDSC比例较M-MDSC高（P=0.031），健康人中G-MDSC低于M-MDSC（P=0.023）。与健康人相比，患者G-MDSC明显升高（P＜0.001），但M-MDSC比例无显著差异。2.与健康人相比，非小细胞肺癌患者G-MDSC高表达ARG1、HIF-1和IL-10， M-MDSC高表达COX-2和IL-10（P＜0.05）；患者G-MDSC上ARG1水平高于M-MDSC，COX-2水平低于M-MDSC（P＜0.05）。3.非小细胞肺癌患者G-MDSC和M-MDSC抑制CD8+T细胞增殖的能力显著高于健康人（P＜0.05），其抑制作用随MDSCs比例的升高而增加。4. G-MDSC和M-MDSC有效减轻化疗药物对肿瘤细胞的杀伤作用（P＜0.001），并促进其增殖（P＜0.05）。5.随化疗周期进行，SD组与PR组的G-MDSC比例显著降低（P＜0.05），而PD组无明显变化；不同疗效组间，M-MDSC变化无明显差异。且化疗周期结束后，PR组G-MDSC比例明显低于SD组/PD组（F=7.353，P=0.004）。6.第1周期化疗前，外周血中G-MDSC比例高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疗效较差（2=4.180，P=0.041）。结论1. MDSCs是一群抑制性免疫细胞，在非小细胞肺癌中过量积聚。2.两群MDSCs通过不同的作用机制发挥免疫抑制功能。3.非小细胞患者外周血中G-MDSC含量可以作为评价预后的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