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赖特是一位享有盛誉的非裔美国作家。他的作品巧妙地融合了欧美主流文学创作方法和传统的非裔美国文化。他的小说总是散发着别具风格的非裔文化的气息,其中布鲁斯艺术的超强表现力和文化的包容性成为其小说不可忽视的特点。本文从非裔美国传统的布鲁斯音乐文化和黑人生存伦理间的关系入手,选取了赖特的《土生子》、《黑男孩》、《局外人》和《父亲的法则》四部代表性的小说,将这四部小说的男性主人公视作一个持续的动态发展的男性主体群来进行研究,在文学伦理学批评视域里结合赖特小说中表现出的布鲁斯特征,来辨析黑人生活的伦理环境以及他们身处的伦理关系如何影响着他们的伦理选择。在此基础上,本文着重探讨赖特在创作中运用黑人传统布鲁斯特征来书写和展望黑人生存的伦理方式。除引论和结论外,全文由五个部分构成。第一章围绕着“流变的布鲁斯与黑人生存伦理”以及“赖特小说中的布鲁斯特征与他对黑人生存的伦理关怀和思考”这两个中心论题展开论述。本章首先在布鲁斯音乐的流变历程中辨析了黑人生存伦理是怎样得以发展和演变的。随着黑人音乐的发展并被广范接受,布鲁斯作为一个术语广义地指涉了包括黑人音乐、文化习俗和生存样态等与黑人生活相关的方方面面。它早已远远超越了音乐的范畴,更广义地体现了非裔美国人在不同历史环境中所采用的与白人统治者对话的方式。它所凝结的是黑人民族气质以及代代相传的生存哲学和求生伦理。本章第二节将研究重点放在赖特小说的布鲁斯特征以及他如何在布鲁斯语境里去展现黑人生存伦理等具体问题上。作为一个生长在南方的黑人作家,他的小说具有一些显性的布鲁斯特征：一是小说在主题上延续了布鲁斯对黑人身份问题的追问,并集中刻画黑人男性特别是黑人城市贫民的生存问题和身份窘境；二是赖特从形式上注重利用布鲁斯呼与和的叙事方式来增强小说内部叙事的对话性和其所有小说文本间性的张力和穿透力；三是赖特抓住了布鲁斯和黑人方言中的修辞特征来增强文本的艺术魅力和包容力。这些布鲁斯特征不仅提升了赖特小说的艺术审美价值,更表达了他个人对黑人种族艰难求生的伦理环境和充满悖论伦理身份的一份人文关怀。赖特让读者看清了一个事实,即黑人所做的看似不道德的伦理选择往往是由于伦理环境的禁锢或伦理身份的混乱造成的。这些小说警示白人去反思种族主义导向下的伦理体制的“公正性”和“道德性”,唤醒黑人去反省不和谐的家庭伦理关系以及错误的伦理意识对个人、对家庭和对社会带来的危害性。第二章“芝加哥布鲁斯”以《土生子》作为研究对象,以小说主人公别格·托马斯的暴力行为为切入点探讨生活在芝加哥的黑人贫民男性的伦理困境。本章分为三个层次,即从幽闭性的伦理环境、悖论性的伦理身份以及复杂的社会伦理关系这三个层面去分析造成别格病态的暴力倾向和导致他悲剧命运的伦理因素。第一节分析了别格的暴力倾向与他生活空间的幽闭特性密切相关。别格的暴力是一种伦理病症。一旦他发现自己的生存可能受到威胁,他运用的是动物界的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随着他求生的自由意志不断地升级、泛滥以致失控,他的暴力行为从杀死老鼠、欺凌妹妹和黑人伙伴升级到杀死了白人小姐玛丽和自己的女友蓓西。可见,他行为中的暴力倾向是他在压抑的伦理环境中养成的病态的伦理行为,也是导致他一步步陷入悲剧深渊的主要原因。第二节从黑人命名传统的艺术特征重点辨析了小说的核心人物别格和玛丽各自的伦理身份；即玛丽·道尔顿是WASP文化伦理的牺牲者,而别格·托马斯是文化的畸形儿和伦理的挑衅者。通过对他们各自伦理身份的分析,说明基于种族、性别、阶级的伦理身份的社会认同方式以及他们希望破除身份禁忌的努力是其悲剧命运的根源,从而进一步说明黑人男性身份造成的伦理两难是促使别格杀人的动因。第三节则着重从黑人音乐布鲁斯网的文化特征来说明别格所处的社会关系网是束缚他,并使他无法做出正确伦理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简言之,《土生子》带给读者情感上的冲击力如同一曲芝加哥布鲁斯,忧郁中充满了宣泄愤懑、痛苦无奈的爆发力。第三章“南方布鲁斯”以《黑男孩》作为研究对象。它是赖特以自己童年和青少年成长经历为蓝本创作的一部自传体小说；其目的是对基于白人父权制的种族伦理关系的一种挑衅和解构。本章将从白人与黑人对父权制伦理标准的态度来分层次地论证了白人父权制伦理关系对南方黑人不健全人格的负面影响力。首先、赖特他声讨了那些以父亲自居的白人们,掀开了白人家长制伦理体系欺骗性的面纱,剖析了白人对黑人男性去雄性的暴力语言是构建该体系的核心元素。他希望白人读者将“黑男孩”这一病态的伦理身份与孕育它的社会习俗的关系一并考察,进而反思美国社会伦理环境的不道德性。其次,他也毫不留情地问责了黑人爸爸们在家庭伦理关系中的失职,并表达了对身为受害者的黑人女性家长不自觉地维护这套伦理体系的同情和批评。他希望让黑人读者看清因为盲目顺从白人父权伦理对黑人家庭关系的和睦以及种族内部的团结所带来的毁灭性灾难。最后,赖特以自己成功地逃离南方,张扬独立个性、拥抱自由、追寻自己的作家梦的事实,让所有读者看到破除“黑男孩”这一身份伦理模式的可能。《黑男孩》宛如一曲南方布鲁斯,赖特通过对自己成长经历的文学加工,展现了黑人的精神追求、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从中折射出那个时代的精神特质。这部小说是在对文化高度调停下的一种布鲁斯式的、复合的、多层次、多声部的抗议和声讨。第四章“布鲁斯恶魔”采用了爵士转义的方式对《局外人》中主人公克劳斯·戴蒙的伦理选择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和阐述。赖特在这部小说中将黑人命名的意指性转义特征与黑人音乐传统以及西方哲学思想巧妙地融为一体。它辩证地说明了克劳斯·戴蒙的悲剧是美国黑人在对本种族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哲学双重误读后引发的伦理悲剧。本章的第一节主要分析了主人公克劳斯这个名字与他做出的非理性的伦理选择间的必然联系。因为“克劳斯”一词包含了多重言意矛盾,它象征着克劳斯作为一个黑人男性知识分子从种族、基督教和存在主义哲学等方面去否定和逃逸传统的黑人男性的伦理身份。这种逃逸和否定的伦理取向也是他的悲剧的根源。第二节则分析了克劳斯的姓氏戴蒙,它作为另一个命名符号展现了他从人到魔再到人性复苏的两个阶段性的转变。戴蒙在布鲁斯术语中即忧郁的恶魔,而且克劳斯·戴蒙所选用的化名与著名的布鲁斯音乐人的姓名间还存在着互文性爵士转义的特征。在逐步辨析主人公命名的布鲁斯特征时,他从人向魔的沉沦过程也被清晰地呈现出来了。克劳斯人性复苏阶段集中在小说结尾处,赖特浓墨重彩地描写了克劳斯的临终忏悔,也把小说的伦理教诲意义推向了高潮。这样的结尾不仅从人性的角度呼唤人们去建构一种健康的家庭人伦关系,还从文化的视角反思了西方文明的本质就是暴力与征服。因此,《局外人》是赖特对黑人生存伦理问题长期思考后的一种布鲁斯宣言,即黑人是西方文明的隐喻。它在展现都市黑人的暴力冲动的同时,以爵士这种超越道德疆域的呐喊方式隐射了整个现代西方的非伦理性和去道德性实质。第五章“布鲁斯主题的即兴重奏”以赖特的遗作《父亲的法则》为研究重点,从三个层次来分析赖特如何与时俱进地更新着黑人男性伦理身份的时代内涵。首先,本章将这部小说放在赖特整体小说体系中来反观这部小说从命名到主题上所表现出来的时代进步性；即黑人男性从儿子到父亲的伦理身份变化表现出了他们日渐成熟的转变取向。这也升华了赖特小说的艺术审美性和伦理价值观。其次,本章节着重从时代的进步性和局限性两分性地说明如下事实：即一方面主人公鲁迪·特纳的确证明了黑人男性可以凭借个人努力来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达到改变他们定式的伦理身份的积极效果；另一方面,由于受到白人凝视这种根植于深层文化的伦理意识的负面影响,鲁迪始终无法成长为一个成熟的父亲。他的失败也说明了白人父权体制的文化伦理模式给黑人男性伦理身份建构带来的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本章的第三节从鲁迪的儿子汤米错误的伦理选择进一步说明了历史沉积下来的、被白人主流文化染色的种族伦理问题是新一代在都市成长起来的黑人青年必须去面对的新挑战。《父亲的法则》即兴重奏了黑人男性身份的主旋律。读者在重奏的艺术效果的强烈冲击下意识到黑人男性的伦理身份是他们悲剧命运的罪魁祸首；白人的伦理不可能完全适合黑人,父辈的法则也不再适用于新生代的生存需要。如果黑人男性不能正确地面对历史去展望未来,他们依旧无法摆脱汤姆叔叔的悲剧宿命。总之,赖特做到了在自己的小说创作中按各个时期的历史特征勾勒出了黑人所经历的从男孩-男人-父亲的伦理身份的转型轨迹,并与时俱进地更新着黑人男性伦理身份的内涵。尽管他笔下的黑人男性们有很多缺点,但他们都敢于打破被白人规训的“男孩身份”的禁锢,在新的困惑和新的挑战面前表现出鲜明的时代个性。赖特在他的小说体系中,运用了布鲁斯艺术的对话性和文化的包容性等特征,围绕着黑人男性的伦理身份这一主题,在主流-边缘、历史-现实、困境-憧憬、妥协-抗争等复杂而艰巨的二元对话模式中充分地展现了黑人男性主题的矛盾性和复杂性。因此,赖特的小说应该说是他在布鲁斯语境下对黑人生存伦理的历史书写和文学践行。他具有非裔黑人作家特有的文学内涵和与众不同的创作手法。这也是为什么其作品曾迎来过黑人文学的高峰,他的名字被列在影响世界文学的一百位文学大师的名册上。他的一些作品具有经久不衰的文学价值,值得我们进行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