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内容:一是《史记》与原始史料关系的学术史略述,二是就司马迁在《史记·晋世家》中数处史事所使用的史料进行辨析；三是通过以上辨析对司马迁的创作思想作一些分析。　　 自汉代以来,历代学者在注释和评论《史记》过程中,对于《史记》与其原始材料的关系作过许多研究。越来越多的学者肯定司马迁对史料使用的精审和广泛,但也有学者指出《史记》在使用材料方面所存在的问题。　　 通过分析《史记·晋世家》的结构,可看出司马迁在撰写《晋世家》时主要取材于《世本》、《尚书》、《左传》、《国语》等先秦文献,但是通过辨析唐叔虞出生传说、受封传说、重耳与夷吾生母关系、重耳年龄、重耳“有士五人”及介子推事迹,可知《史记》对于晋国历史的记载并不完全与《左传》、《国语》等先秦文献吻合,而是使用了一些其他文献。　　 不可否认,由于历史久远和史料匮乏,司马迁在先秦史料的选择上存在一定困难,导致《史记》对于先秦史部分史事记载的失真,但是史书所反映的历史永远只能是相对的接近而不可能复原真实的历史。司马迁对于选择史料的依据是他在《史记》撰写过程中确立的史料选择和评价标准,即“考信于六艺”,以儒家六经作为考核史料可取与否的准绳,同时还用“六艺”对当时存在的史料加以增补和解释。面对史料不足的局面,司马迁扩大了选材范围,除了儒家的六经等史料外,还大量使用了《左传》等传文和《吕氏春秋》等诸子百家的资料,但是这些“异传”和“百家杂语”必须经过考核,其考核的标准就是“六艺”。他还自觉地统一“异传”与“百家杂语”,其宗旨暗中契合于儒家“六艺”的思想,然而司马迁并不像经学家先验地确立观念,而是从历史过程中归纳出思想,并以之指导自己的历史写作。司马迁通过《史记》写作实现自己的目的,即成就史学家的一家之言,这一目的的实现,标志着中国史学从实践上独立于经学之外,成为一个独立发展的门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