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疫灾的时空分布、影响因素、应对措施和社会影响是历史医学地理学的重要研究问题。本文选择疫灾频率为主要指标,疫灾累积县次、疫灾广度、疫灾密度和疫灾厚度为4个辅助指标。采用空间统计软件和方法,分析了民国时期(1912-1949年)苏沪地区疫灾的时空分布和变化轨迹。采用定量和定性分析方法,探究疫病流行的影响因素。根据史料梳理了政府、社会团体和个体对疫灾的应对措施。最后总结了疫灾对社会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民国时期苏沪地区疫灾的时空分布特征。疫灾年际分布方面,疫灾年年暴发,年际变化呈现出两升两降的波动趋势:1912-1932年持续上升,1933-1940年高位低走,1941-1946年稍加回升,1947-1949年急剧下滑。季节分布方面,疫灾暴发呈现显著的季节性特征,夏秋多发,冬春少发。整体空间分布特征:从区域尺度来看,就疫灾累计县次而言,江南平原最多,江北平原次之,淮北平原较少,西南丘陵最少;就疫灾频率而言,江南平原年年有疫,淮北平原、江北平原疫灾频率随时期推移而增加,西南丘陵疫灾频率经历先下降、后上升的过程;就疫灾广度而言,整个民国时期,江北平原地区的疫灾广度最大,其次是江南平原、淮北平原,西南丘陵最少;就疫灾密度和疫灾厚度而言,江南平原最高,西南丘陵次之,淮北平原较低,江北平原最低。从县级尺度来看,民国前期(1912-1927年),疫灾频率的高值区分布在长江以南地区,中值区在苏沪地区中部偏西和西北部,低值区分布在苏沪地区中部偏东和东北部。民国中期(1928-1937年),长江以南的苏沪地区疫灾频率高值区扩大,新增苏北高值区,中值区猛扩,低值区收缩。民国后期(1938-1949年),极高值区收缩,较高值区扩大,中低频疫灾县数量稳定,分布区域局部变化。民国时期苏沪地区疫灾频率的分布呈现中度的空间集聚,且集聚度呈现上升态势。对疫灾频率的重心位置移动进行测度后,发现重心点位于江苏省中部偏南位置,重心点经历了先向西北、后向东南的微移过程。主要疫种的时空分布。霍乱年波及县数随年份推移呈现出平缓的反“N”字形走势:1912-1915年,疫势渐弱;1916-1947年的霍乱蔓延甚炽,到了 1948、1949年,疫情趋弱;夏秋季节流行,冬春季节少发或不发;疫灾频率的中高值区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南的苏沪区域,低值区散布在该区西南侧和长江以北区域。天花年波及县数随年份推移呈波浪状上升态势,具体呈现为三升三降的趋势:1912-1914年升,1915-1919年降,1920-1932年升,1933-1939年降,1940-1947年升,1948-1949年降;主要在春季流行,其次是冬季,夏秋两季少发或不发。天花疫灾频率分布呈现出南北两头高,中间低的格局。疫病的流行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病原体的滋蔓环境、疫病的传播途径和易感人群的特征。病原体的滋生环境主要包括气候、水文、生物和卫生环境。气候方面,极端最低气温和平均温越高,则疫灾频率越高,反之则反;降水越少,霍乱流行的几率越大。水系密度大,流速慢,洪涝多发,提供了病毒滋生和疫情盛行的水文环境。生物方面,疫菌的生长环境、生存习性、传播方式和适生的病媒生物规模决定了其所致疾病的危害等级。卫生环境方面,垃圾污染、饮用水体污染、饮品食品的暴露促使疫菌群扩大并接近易感人群。交通是苏沪疫病传输的主要途径,又以水路(内河和海上)、陆路(公路和铁路)传输为最。人群特征影响疫种的空间分布。年龄结构方面,婴幼儿是疫病的易感人群,受麻疹、天花威胁最大;而成人因疫死亡的概率小,受肺痨、伤寒威胁最大。人口密度方面,人口密度越大,则疫灾频率相对越高,反之则反。社会动乱方面,一般战争和匪乱之后常生大疫。社会分层方面,大部分患病者来自贫困层,中间层次之,富裕层极少甚至没有。地方风俗方面,一些形成于封建时期的风俗,不但阻碍卫生防疫事业的开展,而且为疫病传染推波助澜。民国时期苏沪地区政府、社会团体和个体对疫灾的应对。政府防疫方面,一是构建从省到县的各级卫生部门,扩充各级各地医疗、药物等防疫设备;二是完善地方法律法规,健全防疫制度;三是促进卫生教育,改良卫生环境;四是推广疫苗接种,鼓励医学进步。社会团体方面,一是组织慈善救济,二是开展防疫宣传。个体防疫方面,一是精英建言防疫,二是医家自发进行公益诊疗,三是大众敬神禳灾。民国时期苏沪地区疫灾的社会影响。一是造成人口死亡与经济损失;二是引发心理恐慌与社会混乱;三是促进公共卫生与医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