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费尔巴哈提出法律、契约乃作为义务有无的判断基准以来,围绕什么样的条件下会产生不纯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刑法学界展开了深入的讨论,并形成了从形式说到实质说的理论趋势。20世纪60年代之后,作为义务实质说在德日刑法学界似乎“大势已定”,但对于采取何种具体的学派,始终没有达成高度的共识。与此相对应,尽管我国学界对作为义务实质化的探讨早就开始,但至少在我国司法实务界,作为义务形式说仍然“坚如磐石”,司法工作人员对这一理论的应用也是得心应手。不过,形式说的缺陷早已被诟病多时,其逻辑的推导过程与罪刑法定原则相矛盾。有鉴于此,现阶段关于不纯正不作为犯义务来源的理论亟待升级转型。同时,也不能完全将德日刑法学界所提倡的实质说照搬进中国的刑法体系中,在吸收国外现有的不纯正不作为义务来源理论时,我们必须要加以修正。在具体的理论研究方面,本文是以如下三个章节为框架而展开的:第一章节是逻辑厘清与困境探析。具体又分为了三个方面:第一方面,阐述不作为犯“可罚”的规范基础,包括不作为与作为的差异、不作为又如何与行为概念相统一、作为义务的过滤功能及不作为犯的成立条件;第二方面,阐述作为义务“明确”的理论困境,要厘清不纯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不仅需要解决在哪里考察的问题,还要解决应如何考察的问题,而后者又包括不作为的因果关系难以明确、作为义务与罪刑法定关系暧昧的问题;紧接着的第三方面,阐述作为义务“审查”的司法误区,这是与理论困境对应的现实困境,本文通过搜集相关案例,考察实务人员在论证不纯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时存在的认定误区,包括了认定罪名的“不均衡”、认定过程的“粗略化”、认定结论的“扩张性”。第二章节是学说嬗变与理论反思。具体分为两大板块:第一板块,介绍义务来源的学说变迁与理论演进,对于作为义务来源形式说和实质说的历史轨迹予以展开并进行学说评述。费尔巴哈首次阐明了作为义务的内容,经后世学者完善,义务来源形式说渐趋成熟。该理论具有适用简单、容易操作的特点,法律上义务、合同中的义务比较具体,而先行行为本身就有明晰不作为因果关系的优势,不过,形式说与罪刑法定原则相悖,极大扩张了不纯正不作为犯的边界,其弊端是显而易见的。随着义务来源形式说的式微,义务来源实质说得以兴盛。实质说通常有两种探究视角:一者为规范性阵营,另一者为事实性阵营,然而无论是规范层面的扩张危险,还是事实层面的逻辑谬误,都让实质说必须接受严格的检验。第二板块,介绍义务来源理论在我国的发展历程和并进行相应的反思。新中国刑法上的不作为犯理论,抛弃了民国时期的学说规范,而由苏俄刑法学引入,现今大陆地区许多刑法教科书仍然采用义务来源形式说。在我国刑法领域,比较早展开对义务来源实质说研究的学者是黎宏教授,他提出“排他支配设定说”,冯军教授也很早提出“自愿承担说”,近年来,还出现了主张融和形式要素与实质要素的“二元论”。实际上,通过考察我国刑法的规范体系可知,上述义务来源理论与我国刑法规范体系并不协调,比如处罚不纯正不作为犯没有明确法条依据、刑法中没有一般主体的“不救助罪”、刑法规范用语注重行为危险等。基于这些差异,对不纯正不作为义务来源的探究应当坚持保守解释原则和体系解释方法。第三章是体系构建与路径选择,具体分为了两大部分:一是展开义务来源的定型思考与类型分析,二是阐明义务来源的路径选择与司法适用。我们在不纯正不作为犯义务来源认定的过程中,应将犯罪构成要件的定型化特点予以重点考察。此外,如何厘清帮助犯与实行犯的差异、如何进行纯正不作为与不纯正不作为的类型区分,仍然是进行具体义务来源认定的必要环节。通过这些方式来解决作为义务在哪里考察的问题。故意形态的不纯正不作为犯,应以“主动获取对法益的排他性支配”作为不纯正不作为犯的义务来源:“主动获取”为结果的发生提供了原因力;“排他性”阻却了他人的干预,法律对于行为人的期待值明显提升。此时,行为人对脆弱法益的不救助,并非是对风险的不干预,而是将先前创设的风险彻底实现化的过程,也是实现刑法禁止性规范的过程。通过这一理论来解决作为义务应如何考察的问题。同时,通过展开对于现实案例的剖析,可以获知在相关案件中确立不纯正不作为犯义务来源的正确思路,纠正实务中的偏轨现象。最后,立法方向上,可通过设定大量“不救助型”的纯正不作为犯来压缩不纯正不作为犯的空间,也可在刑法中明文表述不纯正不作为犯的义务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