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之上,以知识界的认识为主要史料来探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回族(教)的自我建构与国家整合,全文除绪论外分三章。第一章主要论述回教与回族的双向建构。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国内的舆论界出现了由民初“五族共和”走向“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民族论的认识,在“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民族论之下对于回民的两种建构；以顾颉刚、马次伯等为主的认为在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民族论的认知之下回族就不能成为一个民族,是中国境内信仰伊斯兰教的一个宗教团体(回教)。并对回教加以建构,整合回教群体的国家认同。以金吉堂等为主的认为回族就是一个民族,并建构回族的相关知识,这种区别性的自我民族的建构为以后的回族知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族教之争暗含着中华民族究竟是一个还是多个的问题。族教之争的背后也隐藏着近代以来时人对民族国家探索的两种尝试：单一民族国家和多民族国家。第二章主要论述国家整合下回汉关系的重塑,在当时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思想压力之下时人通过历史的回溯去寻找回汉出现矛盾的原因,并提出解决回汉间的现实问题,重塑因“历史”导致现实不良的回汉关系。回汉关系的不良主要表现为：清朝民族分化政策、法律的不平等、回汉间的错误观念、民族地区资源竞争,回汉文化之间缺乏交流、回族的教派之争、各自宗教信仰自由以及生活习俗的差异等。改善的途径：通过教育来打破回汉之间陈旧的观念,实现回汉之间资源共享,须发展和帮扶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同时,社会上的他族对于回族极为陌生,因此要加强回族和汉族的文化交流。当然回族人士提出重塑之道之时也提出了自我的要求,诸如发展教育、经济。在国家整合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之时也须关注少数民族关注的利益。第三章主要论述面对近代转型和国家整合之时回族的自我建构呈现出双重的困境。回族文化的伊斯兰化、教育的宗教化以及组织的本族化倾向是回族自我建构的需要,同时,回族是中国的一个民族,关于回族的知识又需在中国之下建构,又要使得回族文化呈现出本土化、教育的世俗化(公民教育)、组织的国家化(政治化)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