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梁启超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研究涉猎政治、经济、地理、教育和宗教等各个方面,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本文通过考察梁启超的社会主义观形成的时代背景,并在结合梁启超个人政治活动经历的基础上,从中国传统儒学中的“大同”和“均平”学说、西学中的进化论政治观以及东学中日本的国家主义、社会主义思潮三个方面,全面揭示了梁启超社会主义观的缘起不是无源之水,而是多重理论和因素综合作用所产生的结果。在此基础上,笔者重点介绍了梁启超对于“社会主义”一词的概念阐释以及主观评价,并揭示了社会主义产生原因主要在于社会经济问题中的分配不公和“自由竞争造成的反动结果”,社会主义的本质则是“外为放任,内为干涉”,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则是要“于不平等中求平等”。但是由于当时的中国并无真正意义上的劳动阶级,同时劳动群众也普遍缺乏阶级意识,因此梁启超认为当时的中国并不具备发展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当务之急应首先发达实业和发展国家社会主义,并以此作为过渡的手段,以期能够为将来中国实现社会主义打下基础。为了使得研究更为具体,笔者将梁启超与同时代人孙中山的社会主义观作了一个系统的比较,以此来突出梁启超的社会主义观虽然具有一定的嬗变性,但其嬗变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他时刻将救国新民视为己任,不断对政治形势作出应变,导致其思想观点也有进有退,但终究是功大于过,其社会主义观不论是在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对于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与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