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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和目的冠心病（coronary heart disease,CHD）是造成全球死亡和疾病负担的主要原因,高血压是其首要危险因素。我国高血压及CHD的患病率持续攀升,防控刻不容缓。身体活动不足及久坐行为是二者的主要可控危险因素。过去几十年中我国居民总体身体活动水平急剧下降,身体活动不足及久坐行为在人群中普遍存在。既往西方国家研究报道了身体活动及久坐行为对高血压及CHD的影响,但多数研究未考虑身体活动变化的作用,且由于身体活动的计算方式不同,得到的结论不完全一致。身体活动、身体活动变化以及久坐行为对高血压和CHD的作用亟待研究。此外,高血压和CHD作为复杂疾病,受到行为生活方式和遗传因素的共同影响。既往多数流行病学研究未考虑个体遗传背景,不同遗传风险人群中身体活动及久坐行为的作用是否相同尚不明确。本研究基于中国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风险预测（Prediction for Atherosclerotic Cardiovascular Disease Risk in China,China-PAR）研究从以下两个层面进行探究:（1）身体活动及其变化、遗传风险与高血压发病及进展的关系;（2）久坐行为、遗传风险与CHD发病风险的关系。材料和方法研究对象来自China-PAR研究的三个前瞻性队列,包括中国心血管病流行病学多中心协作研究 1998（China Multi-center Collaborative Study of Cardiovascular Epidemiology,ChinaMUCA-1998）、亚洲心血管病国际合作研究（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ve Study of Cardiovascular Disease in Asia,InterASI A）中国部分以及中国代谢综合征社区干预研究暨中国家庭健康研究（Community Intervention of Metabolic Syndrome in China and Chinese Family Health Study,CIMIC）。分析身体活动时,排除失访、基线患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血压和身体活动信息缺失以及服用降压药的个体后,共计纳入73 077名研究对象,其中血压正常者55 101名,高血压患者17 976名。进一步排除基因型数据缺失或不合格者后,对23 600名血压正常者进行遗传风险分层分析。分析久坐行为时,排除基因型数据缺失或不合格、失访、基线久坐时间信息缺失以及基线患心血管疾病的个体后,共计纳入39 458名研究对象。三个队列的基线和随访阶段均由经过严格培训且考核合格的工作人员按操作手册规定的标准和流程进行。研究对象的人口统计学特征、行为生活方式、身体活动水平、久坐时间、个人疾病史以及治疗史等信息采用统一的问卷收集。血压依据标准方案测量研究对象右上臂血压,重复测量3次取平均值。总体身体活动定义为过去1年中每天进行的所有轻、中、重度身体活动的总和。总体身体活动通过代谢当量（metabolic equivalent,MET）进行量化并依据其四分位数将人群分为4组（Q1-Q4）。总体身体活动变化依据研究对象从基线到第1次随访期间总体身体活动的改变分为4组（保持低身体活动组、身体活动升高组、身体活动降低组及保持高身体活动组）。久坐行为定义为机体清醒状态下维持坐姿、斜倚或卧姿且能量消耗≤1.5 METs的行为。久坐时间定义为过去1年中平均每天进行久坐行为的时长,依据其三分位数将人群分为3组（T1-T3）。高血压定义为收缩压（systolic blood pressure,SBP）≥ 140 mmHg 和/或舒张压（diastolic blood pressure,DBP）≥90 mmHg 和/或调查前两周内服用降压药。高血压进展定义为高血压分级升高和/或既往未服降压药随访时服用降压药。高血压的缓解定义为随访时未服降压药且高血压分级下降。参考国际疾病分类第10版中的120-125,CHD定义为首发不稳定型心绞痛、急性心肌梗死及CHD死亡。本研究基因分型采用多重聚合酶链反应靶向扩增测序技术,通过Illumina Hiseq X Ten测序平台进行高通量测序。基于既往全基因组关联研究（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GWAS）报道的达到全基因组显著水平的SBP（n=37）、DBP（n=36）和 CHD（n=172）相关单核苷酸多态（singlenucleotidepolymorphism,SNP）采用加性模型分别计算每个个体SBP、DBP和CHD的遗传风险评分（genetic risk score,GRS）。血压GRS为SBP和DBP GRS的均值。SBP和DBP相关SNP的权重来源于日本生物银行项目开展的大型GWAS。CHD相关SNP的权重通过荟萃分析计算,合计纳入267 465例东亚人（包括51 531例CHD患者和215 934例对照）。依据GRS的三分位数将人群分为低、中、高遗传风险组。采用Cox回归模型分析高血压和CHD的发病风险。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总体身体活动及其变化与高血压进展及缓解的关系。相乘交互作用采用Cox回归模型中乘积项的风险比（hazardratio,HR）进行评估,相加交互作用采用超额相对危险度进行评估。结果经过平均7.16年（394 038人年）的随访,新发高血压病例共12 211例。在血压正常的人群中,与总体身体活动Q1组相比,Q3组和Q4组高血压发病风险显著降低,多因素调整后的HR及其95%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CI）分别为0.86（0.81,0.91）和0.81（0.77,0.86）。在高血压患者中,与总体身体活动Q1组相比,Q4组高血压进展的风险降低13%,缓解的可能性升高17%,其相应的比值比（odds ratio,OR）及其 95%CI 分别为 0.87（0.79,0.95）和 1.17（1.05,1.29）。在总体身体活动变化与高血压发病及进展的分析中,经多因素调整后,与保持低身体活动者相比,随访期间身体活动升高者（HR,0.75;95%CI,0.58-0.96）及保持高身体活动者（HR,0.75;95%CI,0.60-0.95）的高血压发病风险均下降25%,而随访期间身体活动降低者未能获益。此外,本研究未观察到随访期间总体身体活动升高及保持高身体活动对高血压患者进展风险的显著影响。遗传风险分层分析中,经过多因素调整后,在低、中、高遗传风险人群中,与总体身体活动Q1组相比,Q4组高血压发病的HR及其95%CI为分别为0.96（0.84,1.11）、0.83（0.73,0.96）和 0.84（0.74,0.96）,交互作用不显著。与随访期间保持低身体活动者相比,身体活动升高（HR,0.60;95%CI,0.40-0.91）及保持高身体活动（HR,0.56;95%CI,0.38-0.83）对高遗传风险人群高血压发病的保护作用最为显著,在低遗传风险人群中未观察到身体活动升高（HR,1.01;95%CI,0.63-1.64）及保持高身体活动（HR,1.01;95%CI,0.65-1.57）对高血压发病的显著影响（P相乘交互=0.039;P相加交互=0.118）。随访期间新发CHD病例830例,久坐时间的延长与CHD发病风险升高显著关联,以久坐时间T1组为参照,T2和T3组的CHD发病风险显著升高,多因素调整后的 HR 及其 95%CI 为 1.76（1.38,2.24）和 2.29（1.81,2.90）。遗传风险分层分析中,久坐行为对高遗传风险人群的危害更大。分别以久坐时间T1组为参照,经多因素调整后,低、中、高CHD遗传风险人群中T3组的CHD发病风险分别升高103%、125%和161%,相应的HR（95%CI）分别为2.03（1.34,-3.08）、2.25（1.46,3.47）和 2.61（1.78,3.82）（P相乘交互=0.316;P相加交互=0.047）。结论一方面,高水平总体身体活动与高血压的发病及进展风险呈负向关联,总体身体活动从低水平变为高水平或长期维持高水平与高血压的发病风险呈负向关联。另一方面,久坐时间与CHD的发病风险呈正向关联。因此,总体身体及久坐行为干预在高血压和CHD的防控中起着重要作用。此外,身体活动及久坐行为对高血压和CHD的作用均在高遗传风险人群中更为显著,推荐在全人群中进行总体身体活动和久坐行为干预的基础上,对高遗传风险人群进行重点干预。